她曾任职北京市副市长，丈夫是天津市委原书记，儿子官至正国级

景点排名 2024年11月25日 03:51 1 admin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位身着素雅旗袍的女子踏入北京市委大院。她的足迹，从南京大学的课堂，延伸至延安的窑洞，又从硝烟弥漫的抗日前线，走向了新中国的政治中心。谁能想到，这位出身殷实之家的知识女性，不仅自己官至北京市副市长，其丈夫更在天津主政一方，而她的儿子更是青云直上，最终位居中央决策层。究竟是什么样的家风家教，能培养出如此卓越的后代？

一、从江南才女到革命志士

1932年的江南，正值寒冬。在南京大学理学院的教室里，一位十六岁的少女正专注地记录着老师讲授的微积分公式。这个年纪轻轻就考入名校的女学生，就是范瑾。

彼时的南京大学，虽然校园宁静，但城外的世界却风起云涌。日军已经在东北扶植起了伪满洲国，而国民政府却采取不抵抗政策。这样的态度，让年轻的范瑾感到困惑不已。

一天，范瑾在图书馆整理书架时，发现了一本被夹在角落的进步刊物。那些充满革命激情的文字，让这位出身优渥的江南女子内心受到了极大震动。从那以后，她开始频繁出入学校的进步读书会。

1933年春天，南京城内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游行。游行队伍高举着＂收复失地＂、＂抗击日寇＂的标语，范瑾站在人群中，第一次感受到了集体的力量。当警察举起警棍驱散游行队伍时，她没有退缩，反而站在了最前排。

这次游行之后，范瑾的求学生活发生了转折。她开始在课余时间参与地下进步社团的活动。在一次秘密集会上，一位从延安来的同志带来了陕北的消息，让范瑾第一次知道了在黄土高原上，还有另一种力量在抗击日寇。

1934年冬，日军的威胁越来越近。一天，范瑾站在南京长江边，看着滚滚江水，做出了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她给家里留下一封信，只写了简单的几个字：＂为了寻找真理，女儿必须离开。＂

穿越重重封锁，辗转数月，范瑾终于在1935年初到达了延安。当她站在宝塔山下，看着那些窑洞里透出的灯光时，仿佛看到了希望。在这里，她不再是那个养尊处优的大家闺秀，而是和千千万万革命志士一样，围坐在油灯下，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的理论。

在延安的日子虽然艰苦，但范瑾却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她不仅要参加理论学习，还要参与劳动。有一次，她和同志们一起修建防空洞，双手磨出了血泡，可她仍坚持干完了全部工作。

傍晚，她常常站在窑洞前，望着远方的落日。此时的她，已经不再是那个在南京大学课堂上专注听讲的女学生，而是一个坚定的革命战士。当组织决定派她去抗大深造时，她毫不犹豫地收拾行装，准备接受新的挑战。

二、战火中的文宣斗争

1936年初的延安，抗日军政大学迎来了一批新学员。范瑾在报到的第一天，就主动请缨担任了班级的宣传委员。这个决定，为她日后的革命生涯奠定了重要基础。

在抗大的课堂上，范瑾不仅认真学习军事理论，更专注于新闻宣传课程。每到休息时间，她总会抽空为墙报写稿。一篇描写延安军民同心抗日的文章，引起了教导员的注意，从此她开始承担起更多的宣传任务。

半年的学习转瞬即逝。在抗大结业典礼上，范瑾以优异的成绩毕业。组织考虑到她的文字功底和宣传经验，将她派往了前线的宣传部门。

1939年，冀中平原战火弥漫。范瑾背着一个布包，里面装着几支铅笔和一叠稿纸，穿越敌人的封锁线，来到了冀中根据地。这里急需一支能与敌人展开文宣斗争的队伍。

冀中日报的创刊工作紧锣密鼓地展开。在一间用泥土和高粱秸搭建的简陋房屋里，范瑾和同志们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宣传工作。白天，他们深入基层采访群众；晚上，就着煤油灯的微光写稿、编辑、排版。

有一次，日伪军在附近村庄制造了一起惨案，妄图嫁祸八路军。范瑾连夜赶到现场，采访幸存的村民，收集真相。第二天，一篇题为《日寇的谎言将被戳穿》的报道见报，有力地揭露了敌人的阴谋。

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冀中日报成了一支重要的战斗力量。范瑾的笔下不仅有揭露敌人暴行的文章，更多的是报道根据地军民同心抗战的感人故事。她的文章常常被转载到各个村庄的墙报上，成为鼓舞军民的精神力量。

1941年，敌人加强了对根据地的＂蚕食＂政策，同时在各地开办伪报，散布谣言。范瑾带领报社同志们，一面深入群众调查采访，一面组织笔杆子对敌展开舆论战。一场没有硝烟的文宣斗争就此展开。

在一次转移中，报社的印刷机被敌人的炮火损坏。范瑾带领同志们徒手刻写简报，用毛笔一字一字地誊写，靠着这种原始的方式，愣是保证了报纸不断刊。这些手写的报纸，经过地下交通员之手，传遍了冀中大地的每个角落。

三、邂逅革命伴侣

1941年的冀中平原，一篇署名＂敬＂的文章出现在了范瑾的办公桌上。这篇分析抗日形势的文章观点鲜明，论证严密，引起了范瑾的极大兴趣。文章的作者正是时任冀中军区主要领导人之一的黄敬。

当时的冀中根据地，正面临着日军的重点＂扫荡＂。在这样的形势下，一份份战地通讯在前后方之间传递。范瑾和黄敬虽然没有见面，却通过笔墨展开了思想的交锋与共鸣。

一天，范瑾收到组织的紧急任务，要在根据地建立一个秘密联络站。这个联络站不仅要负责传递情报，还要为地下党员提供临时住所。范瑾利用报社记者的身份作掩护，很快就在一个面馆里建立起了联络点。

就在这个联络站建立的第三天，一位被日军追捕的同志慌忙闯入。范瑾临危不乱，立即安排他装扮成店里的伙计。当日军搜查时，这位同志正在灶台前和面，成功避过了敌人的搜查。后来得知，这位同志正是黄敬派来传递重要情报的。

1942年春天，范瑾接到任务，要创办一份地下刊物。这份刊物的主要任务是揭露敌人的罪行，传播党的政策。为了掩人耳目，范瑾把印刷机器藏在了一个粮仓的地窖里，每天深夜才开工印刷。

一个雨夜，黄敬为了检查地下印刷点的安全工作，冒雨来到了这个秘密据点。这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当晚，他们就党的宣传工作进行了长谈，直到东方泛白。

共同的革命理想让两人的心越走越近。黄敬常常为地下刊物提供重要的军事情报，而范瑾则用生动的文笔将这些情报转化为鼓舞人心的文章。他们的革命友情，在战火中逐渐升华为了真挚的感情。

1943年，在一次地下党支部会议上，组织正式批准了两人的婚姻。婚礼十分简单，既没有盛大的场面，也没有豪华的排场，只是在一个普通的农家院子里，几位同志见证下，两人许下了共同战斗的誓言。

婚后的日子虽然艰苦，但革命伴侣之间的默契与支持，让他们能够更好地完成组织交给的各项任务。有一次，范瑾负责接应一批被困的地下党员。黄敬得知消息后，立即调派一个小队的战士，在关键时刻为营救行动提供了有力支援。

就这样，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范瑾和黄敬不仅是并肩战斗的同志，更是相濡以沫的伴侣。他们的革命生涯就像两条交织的红线，在党的事业中谱写着动人的篇章。这段在战火中开启的姻缘，见证了一对革命伴侣为党的事业奋斗的坚定信念。

四、新中国建设者

1949年的北平刚刚解放，百废待兴。范瑾接到组织的任命，来到天津日报社担任要职。此时的天津，大街小巷还留着战火的痕迹，工厂的烟囱大多沉寂，码头上的货物堆积如山。

范瑾到任的第一天，就带领报社记者深入到了天津港。在码头上，她遇到了一群正在搬运物资的工人。一位老工人向她讲述了解放前后天津港的变化：＂现在虽然艰苦，但是大家干活都有劲，因为知道这是在给自己干。＂这番话被范瑾写进了报道，成为了天津日报改版后的头版文章。

1950年春天，丈夫黄敬也被派到天津工作。夫妻二人分别在不同岗位上为天津的重建贡献力量。范瑾负责舆论宣传，黄敬则主抓经济建设。他们常常在晚饭后讨论工作，将各自的见闻和想法相互交流。

一次，范瑾在采访中发现，很多工厂的技术工人都离开了天津。她立即组织记者深入调查，发现不少老工人是因为担心新政权的政策而选择离开。范瑾及时将这一情况反映给了市委，促成了天津市出台了一系列稳定技术工人的政策。

1951年的一天，范瑾接到一个特殊的采访任务。天津一家纺织厂准备试行＂工人技师制＂，这在全国都是首创。范瑾在工厂里住了一个星期，每天跟着工人一起上下班，详细记录下了工人们学习技术的故事。这组报道引起了全国的关注，很多城市都派人来天津学习经验。

就在天津的经济建设逐步走上正轨的时候，组织调范瑾去北京工作。在一个星期里，她马不停蹄地走访了天津的大街小巷，写下了一篇真实记录天津变化的长篇报道。这篇文章后来被收入了天津市的建设史料集。

来到北京后，范瑾被任命为北京市副市长，主管文教卫生工作。她延续了在天津的工作作风，经常深入到学校、医院、工厂，了解群众的实际需求。一次在东城区的一所小学，她发现很多家长反映校舍年久失修。范瑾立即组织相关部门进行实地考察，很快就落实了学校的修缮资金。

1953年春节前夕，范瑾走访了北京市的几家国营商店。她注意到，不少商品的价格还是偏高，一些基本生活用品供应也不够充足。回到办公室后，她立即召集相关部门开会，研究解决办法。很快，北京市就出台了一系列稳定物价、保障供应的新措施。

在主政津京期间，范瑾始终保持着一个基层工作者的作风。她的办公桌上总是放着一个笔记本，记录着在基层走访时发现的问题。每到一处，她都要详细了解情况，认真倾听群众的意见，并及时推动问题的解决。

五、家国天下的教子之道

1954年的春天，范瑾和黄敬的家中，一场特殊的＂家庭会议＂正在进行。他们的三个孩子都已经到了上学的年纪，夫妻俩特意召集孩子们，宣布了一份＂家规＂。这份＂家规＂的第一条就写着：＂任何时候都不能搞特殊化。＂

在北京市的干部子弟学校里，老师们经常看到一位身着朴素的妇女，骑着自行车接送孩子。很少有人知道，这位普通的母亲就是北京市副市长范瑾。每当遇到老师，范瑾总是叮嘱：＂孩子有什么问题一定要严格要求。＂

俞正声作为范瑾的第三个孩子，从小就展现出了优异的学习天赋。但范瑾从不因此而放松要求。在一次期末考试后，俞正声虽然考了第一名，但因为一道数学题没有写推导过程，范瑾还是让他重新演算了一遍。

1960年代初，正值国家经济困难时期。范瑾家中虽然可以享受干部供应，但她坚持让孩子们跟普通市民一样排队买粮。有一次，俞正声放学回家时带了一个同学给的面包，范瑾当即让他把面包退了回去。

每到假期，范瑾都会安排孩子们参加各种劳动。在一个暑假里，她让俞正声到北京郊区的农村去插秧。农活苦，太阳毒，但范瑾只说了一句：＂吃苦是福，要学会感恩。＂

1968年，18岁的俞正声响应号召，主动申请到内蒙古草原插队。临行前，范瑾给了儿子一个笔记本，上面写着：＂要真正了解群众，先要和群众同甘共苦。＂就这样，俞正声在内蒙古的草原上度过了整整十年。

在草原上，俞正声和牧民同吃同住，学会了挤奶、剪羊毛，甚至能够独自放牧。每当范瑾收到儿子的信，上面写满了对牧民生活的真实记录。范瑾总是将这些信件保存起来，并在回信中鼓励儿子：＂基层是最好的课堂。＂

1978年，俞正声结束了知青生活，考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在大学期间，他依然保持着在草原上养成的朴素作风。同学们都穿皮鞋时，他还是穿着在内蒙古时的老布鞋。

毕业后，俞正声主动选择了到工厂当工人。范瑾支持儿子的选择，并告诉他：＂无论在什么岗位，都要脚踏实地。＂就这样，俞正声从基层做起，一步一个脚印，逐渐在工作岗位上崭露头角。

多年后，当俞正声步入中央决策层时，范瑾给他写了一封信：＂我和你父亲最欣慰的，不是你当上了什么职务，而是你始终没有忘记当年在草原上学到的为民服务的初心。＂这份家书，凝聚着一位革命母亲对儿子的殷切期望，也见证了一个革命家庭的精神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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