衡水模式正在毁灭的，恰恰是它承诺的“精英”

【导读】教育部的信息显示，今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为1335万人，比去年减少7万人，是2017年以来的首次减少。有分析指出，报考人数减少是职业教育的“分流”效应，并不意味着普通高考竞争下降。与此同时，大学应届毕业生的就业难、青年失业危机引发了显著的社会情绪。那么，对高等教育而言，未来的价值增量何在？

本文指出，教育大众化使高等教育成为了一种防御性消费，并不允诺“更多的参与、更多的收益”，而是“不参与，便出局”。在愈发灵活的就业环境中，教育的培养重点应从人力资本转为人格资本。人格资本不止于文凭与核心技能，而包括自我、权力、社会资本与地位冲突等多重逻辑。对高等教育而言，“你的专业是什么？”不再是决定性因素，“你是谁”决定了“你能做什么”：个人的内在品质、社会网络决定了作为空间；个人的智力资本、社会网络更是机构发展的重要知识资本与社会资源。

本文原刊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期，篇幅所限，有所删减。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问题的提出：大众教育——精英教育的自反

农家子弟是如何跨入高等教育的门槛的？考试工厂看似是最有效的途径。

安徽毛坦厂中学被冠以“亚洲最大的考试机器”、“高考工厂”、“大学生加工厂”等称号，考分是硬道理，提高分数的唯一秘诀就是时间加汗水，题海大战、重复训练。被称为“血汗工厂”的富士康工人在8小时外加班3、4小时，而这所中学的学生每天的学习时间竟然长达16小时! 全年无任何休息日! 说它是“血汗学校”或者说“血泪学校”并不为过。毛坦厂中学不过是当下若干所“超级中学”的典范，超级中学成功于将广大的农家子弟输入高等教育，它的失败或许也正在于此。

“血汗学校”与“血汗工厂”是同构的，考试工厂的学生不过是富士康工人的“形成史”，教育再生产着工人的行为与惯习。同样著名的河北衡水中学，流水线从每天清晨5：30开始运作，到晚上22：10关机停工，这条管理的流水线既精确控制学生的每一分钟，又量化评估学生的种种行为与品行：在衡水中学的时间表，你看不到哪怕一分钟是留给学生们自由支配的。晚间放学后，学生必须在10分钟内跑回宿舍并上床睡觉。学校全面安排学生的学习、活动和休息，校规细致到“能否带橘子进教室和穿短裤睡觉”；量化考评细致到学生的一言一行，学生发呆、吃零食、撕纸等都会被记录，就连处理学生早恋，量化考评同样有办法，根据男女学生非正常接触的频度，酌情扣除班级德行分。

经典的“衡中三问”——“我来衡中做什么？我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今天做得怎么样？”是套在每一个学生头上的紧箍咒，它内化成为学生的心理动机、价值态度——“你们中要出更多的吴仪，要出更多的鲁迅”——这样的教育励志如同将一个心理陀螺安放在学生的人格结构中，让他们能持久地、不停息地运转：惜时如金，相互比拼、积极竞争，严格自律。他们坚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里有两重悖论，其一，学校工厂以“苦中苦”来再制适应工厂模式的行为惯习，又以“人上人”来激励成为社会精英的动机与态度；其二，农家子弟带着动机与惯习之间的内在矛盾，跨入大学——此时已是大众高等教育时代。

何为大众高等教育？它既非一个简单客观的数字描述，也非一个热情的主观期待，即更多的参与，更多的受益，其后是一套教育民主与公平的积极叙事。高等教育大众化是20世纪晚期现代性若干转型之一种，在面临相似的境遇与压力下，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发生了类似的转型，它绝非一个孤立与自发的现象。这一转型并不是一个主动的发生机制，而是一个回应机制，即应对社会经济与文化政治结构的转型，大众高等教育内部或被动、或主动发生了若干根本的变化——无论是学习者的人格类型与心理机制，教与学的内容与旨趣，还是教育的功能与定位，均发生着或隐或显的逆转。大众高等教育是精英高等教育的自反或自我对抗，在此阶段，精英高等教育诸多基本命题与功能均以反命题的形式出现。

何谓自反性(reflexivity)？这个词用于一个人身上，可谓内省的、反思的；若用于一个系统或结构，则有折转、折回的、在种种压力之下的回弹，呈现出混淆、不确定、碎片化，甚至破坏，或呈现出“自我对抗”。贝克与吉登斯等学者用“自反性现代化”来描述1989年后的西方世界，其特征为“制度毁于其自身的成功”，自反性现代化是创造性地自我毁灭——工业社会具有勃勃的生机与活力，在这不可抵抗的活力与趋势下，“工业社会”被创造性自我毁灭了。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正是资本主义自己，催生新社会的推手不是资本主义的危机而是资本主义的胜利。相应，削弱工业社会结构的并非阶级斗争，而是正常的现代化过程以及进一步的现代化过程，是更高程度的现代性对工业社会形态进行抽离，再重新嵌合。这种创造性毁灭既非西方现代化的革命，也非西方现代化的危机，而是西方现代化的胜利成果。

大众高等教育同样是精英高等教育的蓬勃发展。然而，两者在定位、结构、功能等诸多方面并非想当然地存在着一致性与连贯性，而是存在着根本的断裂：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的转换，绝非仅仅因为学生入学数目的增加，也绝非仅是一个系统自身演变，或者说是范式的转型，即“大众”替代了“精英”，它是学术、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持续地综合作用的结果——大众高等教育最根本的特征在于无休止地开放，以及由此而来的彻底的自反性。

精英高等教育与大众高等教育之间并非多元的、融洽的包容关系，大众教育的诸多特征在很长时段内并未被妥帖地整合进高等教育系统中，或许由于学生社会来源的多样性与复杂性，或许由于校园共同文化的消失，更由于后工业社会的易变性，与精英高等教育相比较，大众高等教育不仅有社会术语上的异质性，也有认知维度上的异端性，它呈现出反机体、反系统、反规律与反总体的特征，它们拒绝一切，唯独体现出短暂与易逝性。

我们同样需要审视中国的高等教育大众化，若不清醒地认识到大众高等教育内涵的复杂变化，将孕育于晚期现代性的大众高等教育简单且孤立地移植到发展中的中国，是否正当？是否适切？在教育与社会诸系统之间一定要合宜，如同一定的物种适应于一定的生态，若无其他配套的转型，单一的教育转型究竟面临何种风险？本文还将讨论：在此高等教育的变局下，高等教育内部的知识逻辑与育人逻辑究竟面临什么挑战与转型？怀抱改变命运的农家子弟将遭遇什么？

▍从奢侈品到必需品：积极投资还是防御性投资？

从精英到大众，高等教育还是积极的投资吗？

高等教育曾经是积极有效的投资，就个人而言，它关乎生活机会；就经济而言，高等教育以增值人力资本的形式允诺高效的经济增长；就社会而言，教育机会的扩大促进不利群体的社会参与，以实现社会民主。在现代社会中，高等教育成为重要代理机制，有效投资的魔法体现为事实层面的技术功能与筛选功能，以及价值层面的增长期待与公平承诺。

西方多数国家高等教育从精英向大众的发展，得益于“二战”后经济的大发展，它将福特大规模生产的模式移植于高等教育的人才培养中；得益于西方国家建立的福利制度，大学体系的建立与发展是拓展民主社会福利制度庞大实验的一部分。

中国高等教育的扩招始于1999年，据教育部发布的数据，199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3.40%，扩招前的1997年毛入学率9.10%，1998年为9.80%，1998年本专科招生数108.4万，2013年，本专科招生数为699.83万，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达34.50%；其中，2002年，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达到15.00%，已达到数字意义上的大众高等教育。1990年，高中升高等教育入学率为27.30%，2002年这一数据为83.50%，2012年，高中入高等教育入学率87.00%。

数据简洁且有力地说明，在精英高等教育中，因为机会的稀缺，高等教育如同奢侈品，只有极少数的青年才能接受高等教育。在大众高等教育的发展中，高等教育的大门不断开放，门槛不断下降，87.00%的升学率意味着上大学不再要求特殊的学术资质，高等教育成为人生的一段经历，学历本身不再预示着取得世俗意义上的成功；而是进入社会，叩开职业之门的“必需品”，即必需具备的条件，此处已有“强制性”的意涵。

精英高等教育确能提升与改变个体的命运，这是现代社会多数成功者的生活叙事。在“智商+努力=成就”的贤能主义逻辑下，选贤任能，教育可以打破既有的社会阶层区隔，促进阶层之间合理的流动，实现社会必要的民主。高等教育如同一块人人都想吃到的魔法蛋糕，其魔法的理智魅力在于：用加法的策略来处理资源的重新分配，许诺人人均可从“增加”中获益；其魔法的政治迷惑力在于：它回避机会博弈，既无需劫富济贫，亦不会恃强凌弱。

然而，知识与技能的培养与增加，既不能简单地类推于就业岗位、工作机会的增加，更不能推导出优势社会地位的增加。教育在此，被乐观的愿望塑造成为一个真空实验室，遮蔽或删除了一切社会身份，在此处，有且只有学业成就——分数成为硬通货。这一魔法在中国社会，还有更强的动员力：这是社会留给每一个人体面且可视的成长通道。拥有优质的高等教育本身即被视为成功的标志，成为年轻一代的励志期待，高等教育由此具有不同寻常的魔法。

然而，魔法是有条件的。垄断性与排斥性为魔法保驾护航——制度的诡计正在于此。精英高等教育时代，其魔法最盛。高等教育挑选少数精英，使其进入一个高度排斥、文化优越的圈子，文凭即成为一种昂贵的身份标志，高等教育是一种奢侈品。当高等教育步入大众时代，醉心于将蛋糕做大，让更多的人能吃到；然而，此蛋糕已非彼蛋糕，在社会的福利制度与民众的民主热望前，魔法消失了。

魔法为什么会消失？教育的筛选功能面临困境：在精英高等教育时代，文凭一直被视为“信号机制”，即将人群中最聪明、最优秀者挑选出来。我们需要认识到，作为地位竞争以及稀缺机会分配代理机制的教育，尤其是它的文凭符号具有位置性商品特征。

1958年哈罗德(Roy Harrod)首先提出“寡头财富”与“民主财富”之分：寡头财富基于特权，有两种情况，其一，特权不能被分配，除非毁灭它；其二，一旦广泛分配，也就毁了它。民主财富则能广泛享用。赫什针对个体与社会机会，进一步提出，有些商品，譬如健康关爱，是“非位置性商品”，享用者不因数量的多寡而受影响；有些商品，譬如汽车或文凭，却是“位置性商品”，拥有者越多，其价值越低。

在中国当下的社会结构中，借助教育通道，参与竞争，或者提升社会地位，或者防御代际地位下滑，是当下中国人与中国家庭可以选择的唯一路径。在这样的民意下，促进每一个人的积极发展的教育本质(教育的非位置性商品特征)，已被扭曲成：教育是稀缺资源分配的代理机制。即教育的筛选功能遮蔽了教育的培育功能，文凭的符号资本特征重新定义教育尤其是优质的教育为“位置性商品”。

位置性商品的关键在于稀缺性，“物以稀为贵”能准确地揭示其价值。然而，大众高等教育——昔日的“奢侈品”变成今天的“必需品”，“稀缺”受到了挑战：参与者众多，获益者甚少，文凭作为能力识别标志、身份识别符号以及市场交易货币，却在不断膨胀中迅速贬值，即文凭的权威性与交易性日渐下降。高等教育的大门向多数人敞开，但通向人们所期待的位置的却是一道窄门。

在西方，尽管大众高等教育仅为日趋减少的少数学生提供中产阶级的职业前景，然而，高等教育的需求未有下降的迹象，因为人们对教育的期待调整了，它可以帮助毕业生免于长期失业，或者免于陷入低收入、低技能的困境中。更准确地说，投资第三级教育已是一项“防御性”的支出，尤其是对于那些无缘精英大学的学生。在我国当下，作为防御性支出的大众高等教育因为独特的筛选逻辑，呈现教育投资的军备竞赛与“过度教育”之势。

回到别无选择的教育投资者，魔法如何才能不消失？追逐大众教育中的精英教育，即具有更好声誉资本、符号价值的名牌大学。教育筛选的逻辑变为“过剩与匮乏”的奇妙结合，要维持奢侈品的尊贵性，前提就是稀缺；而此稀缺已非条件的匮乏、资源的匮乏，而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匮乏”。在大众高等教育时代，“过剩”意味着供给充足，门槛降低，方便人参与；“匮乏”决定价值尊贵，诱惑人追逐。“过剩”与“匮乏”这两种力量推动教育投资的“军备竞赛”：“过剩”与“丰裕”已经把“匮乏”与“稀缺”逼到了尽头，扩招驱动的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再将蛋糕迅速做大后，又迅速做烂——文凭的符号价值不再体现为“有”与“无”的差异，而是移位于“多”与“少”、“高”与“低”等差别上，它要求优胜者付出更多的时间，投入更多的精力，当然，对投资教育者及其家庭亦有支持更长时间、更昂贵的教育投入的经济要求与心智要求。

大众高等教育在此，防御性开支已成消极策略，即防止更坏的结果，教育并未允诺“更多的参与，更多的受益”，而是转为“若不参与，立即出局”。作为生活必需品的高等教育已经成为一种强制性的资格要求，更多更高的教育成为一种柔性的强制。大众与精英，过剩与匮乏互为表里，表层的民主开放，实质的封闭与排斥，教育筛选呈现出一种开放中的垄断、提升中的排斥的诡异特征，让受教育者迷惑其中，难以自拔。

我们该从这场昂贵且虚妄的教育军备竞赛中清醒了，回归教育根本，即以人为本，因材施教。中国高等教育面临新的调整，尤其是1999年扩招后“专升本”的600所地方本科院校，将再次转型，成为高级别的职业教育院校。从追逐虚妄的教育符号，到切实的技能培训，农家子弟看似能从具体的技术、技能习得中获益。果真如此吗？我们需要进一步考察，大众高等教育所身处的世界究竟发生着哪些变化？高等教育又做何回应？

▍从后工业到后福特：人力资本还是人格资本？

高等教育从精英到大众的转型是晚期现代性诸多转型之一种，这一时期，教育的重点不再仅从生产维度来定义人，即人力资本；而是从转型的文化、社会来定义人，教育的重点不在于生产物或物的生产者，而在于探究、尝试、创造塑造人的多样性与可能性，即人格资本。

这一转型可以概括为三组特征：其一，技术的进步与经济结构的变化，它包括从制造业到服务业的转变，全球经济的出现，信息技术与网络经济的兴起。其二，社会与文化的转型，包括消费主义的增强，后物质主义的兴起，决定社会身份的首要因素不再是阶级决定的生活机会，而是个体的生活风格；其三，一些过程性现象，包括组织结构的变化，也包括就业模式的变化，既关联经济领域中的“工作”，也涵盖社会领域中的“生活(或人生)”。第一组更多概括为后工业主义，而第二组有更浓郁的后福特主义的特征，晚期现代性的发展也呈现出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特征与样态。

随着软件资本主义和轻快现代性的出现，“高”附加值替代了“大”规模生产，福特模式下的大规模、大批量已经成为低能与低薪的代名词。随着低技能生产转变为高技能社会，在“小”“快”“新”的价值主导下，高技术、高技能与高附加值成为新的核心竞争力，经济的主体已为灵活的生产体系、利基市场、高附加值产业等主导。技术创新、知识应用与智力资本成为重要的经济因素。

社会组织结构发生变化，过去以职业保障和个人晋升为特征的科层组织，正被“灵活”“后科层”或“后现代”的组织所取代，科层范式转变为弹性范式。工作者更多立足于市场而非层级森严的科层组织中，稳定的职业被“套装任务”所取代，个人生涯的“纵向”发展被“横向”适应所替代。今天的毕业生很难再以一个长时段来规划自己的生涯，也很难再将自己的工作与生活机会定位于组织机构的稳定中。

我们今天的大众高等教育，还应该再为福特生产线培养人力资本吗？新转型的职业院校，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是明确的技能吗？是定制化的人才订单吗？

在后福特模式下，“灵活”是关键特征，它意味着工作不再能够得到保障，意味着任何职位都没有内在的稳定性，意味着短期合同、滚动合同与可续订合同成为常态，意味着再投入时间和努力于专门的技能，希冀得到稳定收入这一旧的生活策略失去意义，意味着“生涯规划”已成为过去时。不仅是职业生涯，就其生活境遇、生活目标以及人生态度而言，“灵活”与“弹性”也成为策略；也意味着传统的“人力资本”甚至是“经验资本”均受到挑战。

在今天的世界里，丧失一切的风险是永恒的。高等职员，专利技术的拥有者，完全可能由于新技术的出现而变得不合格；一旦公司破产或决定裁员，一个“具体的”工人就会丧失一切。最后，如果工人被永久地排斥在劳动力之外，并落入贫困与非社会化的恶性循环，那么，在个体生命的进程中积累起来的第三种资本也会丧失。也在此“灵活”中，任何种类的知识、技巧和方法都会很快过时，因此，恰恰是“拒绝接受传统的知识”，拒绝遵守惯例，拒绝承受积累起来的经验的智慧，在赢得效率和生产率的持续竞争中，被认为是制胜的规律。

在新的组织模式下，工作机构结构扁平化，工作关系多为高赋权、高信任的人际互动，工作内容从固定的、标准化但又是片断的任务转变为专业化的、灵活的、多重技能的工作。相应，灵活的工作任务要求工作者成为具有多技能、高技能人才。

菲利普·布朗等对就业市场进行大量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有别于“人力资本”的“人格资本”这一概念，它由三个部分组成：自我、硬流通货币与软流通货币。

在自我层面，建构性的人格特征替代了先赋性的自我，在决定人的就业能力上，“你是谁”决定了“你能做什么”。个人的内在品质、社会网络决定了他可能的作为空间；个人的智力资本与社会网络更是机构发展的重要知识资本与社会资源。因此，对人的内在动机与能量的强调远甚于对片断的知识与狭窄的技能的掌握，更甚于对惯习与规则的尊重。

对高等教育的启示是：在教育与职业的衔接处，决定性的因素不再是“你的专业是什么？”而是“你能做什么？”，在决定“你能做什么”上，“你是谁”的重要程度并不亚于“你学了什么”。在对大学生就业的实证研究中，党员、学生干部以及各种奖励等荣誉性符号的价值远高于专业对口与专业成绩，因为前者能甄别出“你是谁”——强的成长动机，人群中的领导力以及优秀度。

在硬流通货币中，既包括传统的文凭，也包括工作经验，还包括一个人的特长。其一，经验的积累，强调个体经验的积累与建构，个体对自己生涯做出积极的规划，勇于做出选择与决策，并敢于承担相应的责任，其人生叙事具有丰富的创造性与独特性。其二，特长的生成，个体应致力于形成自己独特的“个人技能包”，具备相应的知识、技术、社会与个人技能，这些技能不再是过去的专业教育或工作位置所镌刻、所批发的，而是个人主动发展建立的，唯“其能”——知识与技能具备不可重复性，“其人”的重要性与独特性具有不可替代性。软流通货币的实质在于个人的可沟通性与可接受性，即对环境与人际的敏锐感知，灵活应对。其核心在于人际技能、相互的共处，以及愉悦安全的外貌、得体的衣着，乃至说话做事的风格等。

我们再进一步比较人格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区别。人格资本的载体是行动者，即学习的主体，其重心在人的学习上；人力资本所假设的人是为教育体系所塑造的受教育者，其重心在教育。人格资本强调个人的建构性，其中的“自我”更是一个建构性概念——不再局限于家庭、性别等先赋性的自我概念，而是一个关于成长与成就的叙事，自我在此具有生成性，是行动主体在终身学习的历程中的灵活作为，它涵盖履历、荣誉、所积累的经验背景、所经营的人际网络，以及在整合知识与技能中所形成的特长。人格资本的内涵不止于文凭加核心技能，而是一个自我、权力、社会资本与地位冲突等多重逻辑的建构，它比纯技术、单一经济维度的人力资本走得更远。

在人格资本的培养中，学习者的人格特征、心理机制乃至于学习内容，将面对什么变化？

▍从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培养工作者还是消费者？

工作社会终结，不仅将巨大的不确定与可能性抛给了个人与社会，也在深刻地影响大众高等教育。

在工作社会中，人首先是一个工作者，凭借职业而非信仰或兴趣，人们可以辨别一个陌生人的工作学习能力、消费趣味与需要，其社会经济地位以及可能的发展。工作还给予个人生活“内在的稳定感”。工作连接着个人与社会，只有成为“工作者”，个体才不会被排斥到社会之外，工作是衡量个人价值大小，活动意义高下的唯一尺度。更进一步，工作同时作为整合个人生活、社会秩序和社会生存能力(系统再生产)的中枢，工作是个人参与社会生活的基本手段，借助工作，社会将个人纳入其可识别、可奖惩、可控制的系统之中；工作是人生的基本定锚点，它确定个体的社会位置与身份认同；“和谁一起工作”决定了个体的友伴与对手，“做什么工作”决定了个体的生活方式与消费风格，甚至影响个人的性格特征与气质类型，“在工作生涯中居何位则能标识出个体的生命旅程的里程碑”。

工作社会终结，意味着人们参与社会的方式发生了变化，从生产者转变为消费者，以消费的方式重新参与社会，有学者将此称为从生产社会到消费社会。在消费社会里，“经济的增长”并不依靠“国家生产力强度”，而是依靠消费者的态度、热情与能力，工作曾经扮演的连接个人动机、社会整合和系统再生产的角色，已经被“消费”所替代。在晚期现代社会，个人寻求自我认同，获得在社会一席之地，拥有一种有意义的生活，都需要在消费市场中实现。

现代社会的前期是一个“生产社会”，个体首先是生产者，其次才是消费者。在晚期现代社会，秩序颠倒了，个体首先是消费者，其次才是生产者。在生产社会中，社会对成员的塑造依照社会角色分工的需要，看其是否有能力与意愿担任不同的劳动分工与相应的角色。在消费社会中，社会要求其成员——又是首先——要具备作为消费者的能力和意愿。教育中的学习内容与学习者的人格类型、行为惯习将发生什么变化呢？我们的天性将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从生产者到消费者，学习内容将发生变化，不仅是生产的技能，更重要的是消费的技能。

随着物质的匮乏的解决，“无聊是温饱解决之后发生的问题”，经济的增长给人带来的幸福和快乐是有限的，西托夫斯基在《无快乐的经济》中仔细地论证了人要满足自己的本能或“内驱力”，有两种追求：舒适与刺激。完全的舒适和刺激的缺失在一开始是闲适的，但马上就会变得无聊，进而变得令人困扰。因此，需要适度的刺激，刺激既包括身体锻炼所提供的生理刺激，也包括心理刺激，它指休闲活动、娱乐活动、观看体育比赛、游戏、艺术、哲学，对科学的好奇心和纯粹好奇心的满是足，以及其他不以满足需求而以摆脱无聊为目的的心智活动。西托夫斯基又进一步区分了有技巧的刺激享受和无技巧的刺激享受，无技巧的刺激譬如看电视、开车兜风，以及购物，它们所能提供的刺激量是有限的。而有技巧的刺激是需要培养的，譬如享受网球、国际象棋或者桥牌的能力，这些技能是通过训练来掌握。而且需要反复多次的练习，并且遵守从易到难的顺序。这些技巧，能给人持久的、不倦的刺激与快乐，事实上，一种技巧越难掌握，这种技巧越受尊崇。

这样的技巧属于文化的范畴，无论是欣赏文学、音乐、绘画或其他纯粹艺术，它们代表着累世积累起来的、过去的新奇事物的巨大宝库，代表着宝库中的内容经久不衰的提供快乐的能力，因为它们已经为前人提供过快乐。因为大多数储存的新奇属于遥远的过去，并且失去了它的真实感，我们需要一些额外的知识和技巧来复原它和欣赏它。绕开经济学家这类聱牙诘语的表述，这些作品是人类灵魂与心性的积淀，它寄托着曾经的快乐、痛苦，梦想，是千百年间人类心灵的回响，人的心灵需要在此传统中涵养与丰润，也需要在此唱和与传承——这是人文学科亘古不变的基本命题。它不属于物的生产(人们从事它是为了它的产品能带来满足)，但它“能给从事它的人带来满足，也能给受它影响的人带来快乐和满足”，它包括爱，也包括为学习而进行的学习。它涵养人心，也传承文化。

18世纪末之前，教育是有闲阶级的特权，主要是由对消费技巧的训练构成的。生产的技能与消费技能在凡不伦(Thorstein Veblen)的《有闲阶级论》中有更清晰的表述，他区分了生产性的努力与非生产性努力，非生产性的努力是荣誉性的业务，是上层的专利：在封建时代，上层阶级注定要从事荣誉性业务，譬如政治、战争、宗教信仰和运动，是摒弃和脱离生产工作的；只有下层阶级，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生产劳动和任何同谋生有直接关系的日常工作。生产性的努力指利用“非人类的”事物的努力，而荣誉性的法则强调侵占与勇敢，而不是刻苦耐劳，要的是侵占性而不是生产性的工作。再往后，勇武作为荣誉性法则体现为“有闲”——并不是懒惰或清静无为，而是非生产性地消耗时间，不从事生产而从事消费，是勇武的新标志，借此证明个人的金钱力量可以使他安闲度日，坐食无忧。有闲的成就大都是准学术或准艺术的、非物质的产物；在当代，勇武的古风体现为酷爱竞赛，尚武的精神体现为田径运动、射击、斗牛、钓鱼、悬赏拳赛等运动比赛中。美国社会，体育一直是培养精英的重要手段，体育也是精英教育的主课。

代理荣誉法则的有闲还体现为大学的人文学，它是对真善美的欣赏和享受，其主要特征是一种悠然自适的有闲，饶有古风的生活、观念、理想、消费时间与物品的方式以及享乐向来都是“高一级的”“比较高尚的”和“比较有价值的”，与人文学相比较，如果学术内容纯粹属于现代人类与事物的知识，人们会觉得它是“低级的”“卑俗的”和“没有荣誉性的”，甚至会认为这些实用知识是“次人类的”。

“这一番回溯的意义在于……当从紧迫的经济束缚中解放出来以后，应该怎样来利用它的自由？科学和复利的力量将为他赢得闲暇，而他又该如何来消磨这段光阴，生活得更明智而惬意呢？”文明的意义在于，它能够在暴力和辛苦劳作之外创造令人刺激的活动；能够发展出进行并享受这些活动所需要的技能；也能够提供学习必要的技能和纪律的教育。

在大众高等教育中，无论用消费技能、还是通识教育或者博雅教育，在学习内容中应有更大的比例。

从生产者到消费者，人格特征与社会行为将发生什么变化？

大卫·理斯曼早在半世纪前，就敏锐地指出，随着从匮乏到富裕，人格特征、社会行为与教养方式均在发生变化。他提出的“内在导向型”与“他人导向型”的区分，有助于我们理解生产者人格与消费者人格的特征。

内在导向人格生于一个匮乏的境遇，竞争与进取是其生命的核心动力。在早期的家庭教育中，如同训练家鸽飞回家，内在导向的孩子必须学会往外飞，不断地飞向未知的目的地，他重视个人地位的飞黄腾达。父母对其有严格的要求，在教育中也多有拔苗助长的现象。长期严格的训练如同在他的内心安置了一台永不停息的心理陀螺仪——使他按照人们的预期，沿着既有的路线不倦地前行。他固守内在原则，时刻保持警惕，才不至于迷失生活的方向；他极为自律，笃信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他不断地与倦怠的恶魔搏斗。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心理陀螺仪并非与生俱来的，而是长期的教育与环境安置上去的，父母或者教师等权威利用心理陀螺仪控制他。

内在导向的人将全部的精力用于生产与工作，这里的生产，不仅是对象化的、外显的物品的生产，更包括反诸于己，终身不懈地致力于不断地塑造与培植自己的性格。内在导向的人，几乎都有英雄崇拜，他们多以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为参照，他们的榜样多为行业巨子或各种成功的明星。在他们的人生菜单中，最首要的是工作与成就，娱乐是次要的，准确地说，娱乐不过是逃避工作压力的方式。

当人从物质的沉重压力解脱之后，内在导向型人的吃苦耐劳精神和进取心已经不太重要了，内在导向者的“匮乏心理”开始让位于另一种能享受奢侈、闲暇的“富裕心理”，人际的环境替代了物质环境，已成为关注的重点：人们接触越广泛，彼此之间也就越敏感，心理陀螺仪的控制不再弹性伸缩，社会需要新的心理机制，他人导向型人格出现了——其特征不断地追逐时尚与潮流，格外关注于过程而稀释了对结果的强调，对他人的举止高度敏感。替代心理陀螺仪，他人导向者的内心，如同装有一个雷达，不断运转着，捕捉着机会。如果说，内在导向人格的心理约束机制是“罪恶感”，而他人导向人格的心理约束则是无处不在的“焦虑感”。

在他人导向中，决定升迁的多为人际技能，即他人的评价，以及个人如何操纵他人或为他人所操纵，而非传统的个人的角色与作为。例如，一个医生荣任院长，教授荣任院长，他将更少地与具体的事情打交道，而更多地与人打交道，于是，他从操作物的技巧转变为操纵人的技巧；他人导向的人若能洞察人际关系的微妙机会，就能挤入上流社会。在他人导向中，最为重要的是人格，他的性格特征从内在导向者全身贯注于事业的“内向刻板”到追求和谐的人际关系的“惹人喜爱”。在与人的关系上，他人导向者并不追求超越同侪群体的卓越或特定文化中的声誉与名望，而是追求同侪的尊敬，以及比尊敬更为重要的——同侪的爱戴。他不想当太阳或任何中心，他只想做灿烂群星中的一颗。

如此，我们就能理解内在导向型的孩子，多出生于相对贫寒的家庭，穷人的孩子早当家，逆境成长成为其一生拼搏奋斗的心理动力。生于安乐中的“他人导向型”孩子，他们的成就不主要取决于成绩或分数，而是他人的肯定与喜爱更为关键。在学校民主管理中，他人的投票与接受成为新的核心指标，他们更关注人际环境，更能体察他人的意见与感受，通常也更易于合作，也更有领导力。

需要强调，勿将此类“进取动力”不足的年轻人简单视为玩物丧志的纨绔子弟，他们是晚期现代社会诸多变迁的产物，他们也是适应消费社会的“新人”，这个时代的创意与活力也多来自于他们。对于这一社会、这一代人来讲，判断有意义的活动已经由伦理学原则转变为美学原则，有趣与否成为重要的原则，有趣的工作意味着多种多样的，让人兴奋，有适度的风险，容许冒险；无趣的工作则是单调重复、循规蹈矩、无需冒险，不容首创，无法挑战智力，没有自我检测和自我肯定的机会。有趣与否还消除了工作与嗜好、工作与休闲之间的界限，将工作抬高到娱乐与游戏的层次，给人愉悦与享受，所谓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成为最高的价值。有趣与娱乐还能创造利润，创意同样有市场吸引力，消费能主导生产。

在晚期现代性中，生活政治凸显，“速度”与“轻快”成为社会分层的重要指标，看谁能摆脱地理空间的制约，摆脱传统与规范的禁锢，看谁能不断地塑造与再创造自我，这就出现了生活风格——它综合了学习与娱乐、消费与生产、成长与探索，生活风格还影响着生活机会，从更根本上决定个人的身份和社会阶层。大众高等教育成为一个大的舞台，生活风格的探索替代了生活机会的角逐，个人在此不断地尝试、演绎新的可能，审美趣味、行为选择，还有社会身份都在变化着，个人的自我塑造在此有了更大的空间。

我们理解了这些变化，也就能体察农家子弟走入产生于富裕社会、消费社会中的大众高等教育，他们在心理动力、行为惯习以及学习内容上所面临的挑战，所需要的调适。

▍结语：大众高等教育还能塑造共同的身份认同吗？

大学同学曾经是一个紧密的共同体，同学意味着共同学习与共同成长，共同寻找与确认，无论是兴趣、爱好，自我还是情感；意味共同见证、陪伴、甚至参与生命中若干“第一次”，意味着共同的磨砺与塑造，既是手足，更是朋友，是家人的延伸与替代，是建构性的参照群体与亲人。同学是自我的一面镜子，是成长中的重要参照，大学同学还意味着共同的身份，是人群中最为相似的一群人，无论是专业素养、能力结构，还是精神气质、价值观念、品味情趣。

他们曾经是一个共同体。虔敬庄严与戏谑调侃既互为矛盾且和谐地构成他们内在的精神品性，他们是精神太平生活的捣乱分子——“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昂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此处的知识，是启蒙，是光，不仅点燃了他们的生命，也映照着象牙塔外城邦的庸常。

他们曾有共同的出身，一致的起点。现代大学建构了新的社会身份，替代血缘、地域与阶级等先赋性因素，“教育获得”成为“成就性的自我”。——奋斗了18年，终于成了“同桌的你”。高等教育已从城邦之外，步入城邦的中心，它奠定一个社会最核心的秩序与结构，无论经济还是政治。此处的知识，是力量，挟知识之魔力，高等教育成为新的图腾，是有限机会的争夺，是稀缺资源的分配，是跨越阶层分隔的阶梯，是青年励志的通道。当然，更被期待为承载与彰显社会公正的窗口。这个共同的身份，选择的标准是什么？精英主义或贤能主义，即智力与努力，共同表现成一个绩效社会中可评估、可显示的“指标”——不论分数，抑或证书。

然而，大众高等教育时代，金钱撕裂了校园，消费主义侵蚀了、或者说是重构了同学关系：知识不再仅是象牙塔中的“光”，也不再仅是作为城邦基石的“力量”，而是“财富”——是一个大众时代、消费社会中的琳琅满目、良莠参半、丰富得冗余的“商品”。在这一场教育消费的嘉年华中，不仅有广告的诱惑，有模特的展示，更重要的是，还有设计巧妙、看似合理有效的商品陈列通道，一种结构性的强制。看似消费者兴之所至，实则每一步都在计算与控制之中。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精英已是过去的名词，他们更像是一群被投放在大型购物中心的漫步者，目标不同、兴趣各异，更重要荷包的厚薄不同。有人娴熟老练，有人笨拙羞涩；有人挥洒“占有”物的激情与兴致，有人掩饰被“物”排斥的失意与愤怒。在这个并不宽裕的空间中，他们注定要“偶遇”，目光相碰，迅速瞥开，再套上漠然、疏离、空洞的外壳……割断了手足的连带，切断了来路去处的历史因缘，原子化的个人在物的丰盛里沉醉，在精神的荒漠处放逐——“屌丝”成为热词。

渴望改变命运的农家子弟们，在这一场教育消费的盛宴中，最终将收获什么呢？

编辑｜陈蕊

本文原刊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01期，篇幅所限，有所删减。仅代表作者观点，供诸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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