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舟共济：在路上的同济大学

纪增觉

1937年11月底，原本宁静的浙中小城金华突然热闹起来。同济大学助教纪增觉上街时，总是不断碰到同学和熟人。他们要么来自业已沦陷的上海，要么来自岌岌可危的杭州。几天后，学校突然宣布停课，全校迁往赣州——其时，同济师生刚从上海租界来到金华一个多月。

纪增觉打听了一下行程，得知从金华到赣州，通常路线是乘浙赣线上的火车先到南昌，再从南昌坐木船溯赣江而上。不过，烽火年代，火车运行极不正常，而南昌至赣州是逆水，区区数百公里，估计耗时需一个月。

纪增觉左思右想，决定另辟蹊径——他花15元法币，在金华买了一辆旧自行车。按当时物价，15元能买50斤大米或两条半白吉牌香烟。纪增觉打算骑这辆旧自行车去赣州。与他同行的，还有一位姓李的同事。

12月13日，南京沦陷。几天后，消息传到金华，“人心受到极大震撼。”20日，纪增觉出发了——除了他和李姓同事，临时还有一个大三学生加入。三个年轻人，每个人身上只有20元法币。纪增觉的全部行李，包括一件大衣、一床床单、几件换洗衣服和一本地图册。

那时，金华到南昌的公路，与今天路线基本一致。只不过，没有裁弯取直前，要比现在多出一百多公里，途经兰溪、龙游、常山、上饶、弋阳、余江和进贤七地。520公里路途，他们走了七天，平均每天七十多公里。按理，自行车速度应该比这快。他们之所以缓慢，乃是出于安全考虑，必须未晚先投宿。每天，遇到合适的落脚点，哪怕天色尚早，也得停下来。

三个年轻人除了在上饶住过一家稍微像样的旅馆外，其余时候，都住在极为简陋的大车店，甚至到寺庙借宿。很多年过去了，纪增觉还记得与寺僧一起吃过的两顿斋饭，饭桌上下饭的，只有一盘用盐水渍过的柚皮，“苦涩难咽”。

衢州郊外，他们遭遇了一群从前线溃逃的伤兵，伤兵拦住他们，要“借”自行车。三个青年没敢停车，用力蹬着车子落荒而逃。

到了南昌，路程才走了一半。连遭几次日机轰炸后，原本热闹的省城变得冷冷清清。休整两天，他们继续赶路——大三学生离去了，只余下纪增觉和李姓同事。

南昌到赣州的公路与自南向北流淌的赣江平行，两辆自行车沿着江岸，逆着江水的方向向南而行，渐次进入赣南山地。初冬，江南多雨，越往南走，公路建得越差。泥泞的公路上，两个人、两辆车挣扎着走了九天，途经清江、八都、吉安、泰和和遂川，终于来到450公里外的赣州。

1938年1月10日，纪增觉走进了宋代城墙拱卫的赣州城。同济大学设在城内镇台衙门，即今天的郁孤台公园北侧。不知初到赣州的纪增觉是否登上了差不多等同于赣州地标的郁孤台。若他登临的话，可以肯定，望着滔滔逝水，想想国土沦丧，多年前辛弃疾的诗句必然会涌上心头：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

在街上，纪增觉邂逅了一个熟人，熟人是一个德国女子。她和丈夫一起，也刚刚从金华赶到赣州。不过，他们是坐车来的——在同济大学，曾有过为数不少的德籍教师及职员。

因为，同济大学的滥觞，就得从德国说起。

1870年，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击败法国，次年，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并建立德意志帝国。作为列强中的后起之秀，德国急于在东方扩大影响。1900年，德国人宝隆在上海创建了一家医院，由中德合作，取同舟共济之意，命名同济医院。同济医院开办后，声誉日隆，医护人员严重不足。于是，1907年，以医院为基础，宝隆创办了同济德文医学堂。5年后，更名同济德文医工学堂。

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上海法租界以同济德文医工学堂是德国产业为由，宣布解散学校。由是，同济学生四百余人从上海法租界迁往吴淞，借用已经停办的中国公学校舍。1923年，学校正式改名同济大学。1927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接管学校，命名为国立同济大学。就是说，当抗战爆发时，同济大学已经在黄浦江畔的吴淞生存、发展了十年。

宜宾李庄同济纪念广场 摄影 聂作平

由苏州前往上海时，我沿着京沪高速东行，在安亭转入上海绕城高速。吴淞境内，我发现，有一条路叫同济路，接下来是水产路。今天的吴淞，早已是车水马龙的上海城区的一部分，几十年前，吴淞却是一个多河汊与湖泊的小镇。与其他江南小镇不同的是，这里，有中国最早的大学城——从1905年到1937年，几平方公里的吴淞，集合了同济大学、上海医学院、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和国立劳动大学等八所院校——同济路和水产路，正是对那个逝去时代的追怀。

那一年，纪增觉23岁，夏天，他从同济大学毕业，随即留校，受聘为测量系助教。按约定，他应于1937年8月15日报到。不过，“七七事变”后，他预感形势危急，遂提前于7月底赶到学校。到校后，他发现除了同为助教的郭惠申外，测量系的教授和讲师一个也没来。

战争迫在眉睫。战火一开，地处江口的吴淞必然首当其冲，而同济大学肯定会被波及。为此，同济在上海租界内的地丰路（今乌鲁木齐北路）租了房子，准备将学校迁走。然而，整个测量系只有纪增觉和郭惠申到位，两人要负责把测量馆的所有仪器搬走。若在平时，只需一个电话就有出租车公司上门。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一切都变了。学校只得雇一些木船，走水运。黄浦江上日舰来回穿梭，不敢走。好在，地处江南水乡的上海，河流密如蛛网，大大小小的水道，大多曲折相通——于是，几条载满仪器的木船，从同济后门的河滨出发，沿着蕴藻浜西行，在嘉定转入苏州河顺流而下。如此迂回，以致区区几十里，竟走了三天。

纪增觉和郭惠申把所有木船送走后，已是8月12日下午四时，淞沪小火车已停驶，最后一班渡轮正在起碇，两个年轻人飞奔跳上船。第二天，淞沪会战打响。果然，吴淞首当其冲，而同济人苦心经营十年的校园，在炮火轰击下，顿时燃起熊熊大火。

徐为康

当纪增觉和郭惠申忙着招呼民工们把学校的仪器搬上船时，徐为康一早来到同济大学。他刚在同济附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读完一年级。这一天，他是陪三弟参加入学考试的。三弟进了考场，他独自站在校门口。他看到，载满了全副武装的国军士兵的汽车，自校门前急驰而过。

考试进行到中途，训导主任匆匆走进校园，也不理和他打招呼的学生，径直冲进考场。一会儿，考试的学生夺门而出——鉴于战事随时发生，考试改期。

下午，徐为康和三弟回家时，他们在闸北车站下车后，发现大部分商店都关门歇业了。一些饭店还开着，里面坐满了国军官兵，他们正在用心地喝水啃干粮，“当天深夜，战事就开始了”。

等到与学校失去联系的徐为康再次得知学校消息时，已是9月。同济没能在租界待下去，而是迁到了金华。从吴淞到租界是一迁，从租界到金华则是二迁。

金华市区东阳江北岸，几段城墙和几座城门之间，是一片起伏的老建筑和幽深的街巷，那就是婺州古城。古城的地标，是看上去并不高峻的八咏楼——八咏楼的知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清照那首后人传诵的七绝：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那一年暮春，我独自登上八咏楼，凭吊李清照的同时，我更缅怀那群业已面目模糊的同济师生。他们和李清照一样，都是在敌军入侵的风雨飘摇中，不得不挣扎着衣冠南渡。与李清照相比，同济师生更加艰难。

距八咏楼不远的鼓楼，打造成了文化创意园。地方史料记载，创办于1902年的金华中学，20世纪30年代，它的校园就在这一带。当同济迁到金华时，金华中学已疏散到乡下，整齐的校园，借给了同济。

徐为康辗转宁波、绍兴，赶到金华时，已是11月下旬。在金华上课不到一个月，随着1937年12月南京沦陷，杭州危急，距杭州仅一百多公里的金华，频繁遭遇日机空袭。这里，显非久留之地。

杭州沦陷前一周，即1937年12月17日，同济大部分师生挤上了一辆满载的火车向金华以西的江西缓缓前行，开始了第三迁。由于加挂了车厢，火车动力不足，车速甚缓。上坡时，喘着粗气的火车喷出白色的浓烟，“车子反有倒退样子”。到南昌后，休整三天，学校派员联系前往赣州的船只。

那是一些修长的帆船，每条船除老板和两三个助手外，可以乘坐16个人——船中间有一根突起的木杠，将船一分为二，每一面可供8个人躺下抵足而眠。尽管是逆水，然时逢冬季，北风正紧，船行速度并不算慢。不过，四百多公里水路，仍然走了两星期。包括1938年新年，徐为康也是在船上度过的。那时，船队正经过文天祥的老家吉安。

半年后的1938年7月，安徽省会安庆失守，日军军舰可以溯长江而达九江并逼近南昌，赣州也不再安全。第四次迁移不得不提上日程。

这一次的目的地更为偏远，许多师生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八步镇。

李庄文化抗战博物馆里，陈列着民国时期同济大学的毕业证书。 IC Photo 图

广西贺州学院东校区一角，我找到了照片上的那座亭子。亭子呈正六边形，相当破败，虽然修建时间只有二十多年。亭子名为同济亭。围栏外侧镶嵌的一块黑色石头上刻着几行白字：“1938年7月至当年冬，抗战避乱，同济大学迁到广西贺县八步镇办学，此地即当年同济大学办学校舍原址。2003年我校建校60周年之际建此亭，取名‘同济亭’，以示纪念。2007年，同济大学百年校庆曾在此取土归校以资纪念。”其下落款：贺州学院，2011年6月。

贺州学院所在的八步区，就是同济大学西迁第四站八步镇。从赣州到八步镇，校方把学生分为两路。每路又分成若干小队，每小队12人。抵韶关后，一路从韶关乘火车往广州，再乘拖船溯西江至梧州，之后翻山越岭，徒步到达300里外的八步镇。一路从韶关坐汽车往衡阳，在衡阳改乘火车到全县（今全州县），尔后步行至桂林，搭木船经阳溯到平乐，再由平乐步行至八步镇。两路所花时间差不多，均在两个月左右。

不过，徐为康不在两路队伍中。他走的是水路。

以医学、工科为主的同济大学，有大批仪器和机器设备，这些笨重而庞大的物件，大多只能走水路。而水道狭窄，无法行驶大船，惟有小木船才有用武之地。每条小木船都需专人负责。为此，校方招募学生充当押运，每人每天补贴三毛钱。家境困难的徐为康报名做了押运。

江西与广东之间，横亘着连绵的南岭，它是长江水系与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山北，江水北流，山南，江水南下。

赣州古城西津路上，一座三道门的白色城楼跨街而立，上书：西津门。作为赣州古城五大城门之一，西津门始建于宋。不过，我如今看到的，系1933年重建——当同济学子从镇台衙门走向赣江支流章水时，他们眼前的城楼还很新，还没有被岁月染上沧桑的时间之灰。

西津门外是章水码头，同济雇来的木船铺满水面，徐为康带着他简单的行李，和同学一起上了其中一条船。

源自南岭的章水，河床狭，水位浅，落差大，水流急，险滩多，无法用帆，只能靠船工撑竿或拉纤。撑竿时，船工用长长的竹篙抵在右肩，身体前倾三四十度，必须用尽全身力气，船只才能逆水缓行。拉滩时，几条船的船工合在一起，分批将每一条船拉上滩。天气暑热，船工们赤裸上身，露出乌黑坚硬的肌肉，像一尊尊铜像。

南岭北麓的大余，是章水航运的终点。从赣州到大余，水路不过两百来里，徐为康足足走了两周。在大余，把船上物品搬运上岸后，再经由著名的梅关古道，翻过大余岭中的梅岭，就从江西进入了广东。

南岭南麓小城南雄，浈水自城内流过。刚流出大山的浈水，水浅流急，装上货物的木船必须等到一场暴雨后，水涨船高才能顺流而下。行船一天，抵韶关。

韶关城区，浈水与武水汇合，始称北江，是珠江三大支流之一。北江水流丰沛，加之顺风顺水，船行甚快，经过了今天的英德和清远后，船队到达佛山三水。

多年后，我登上了三水西北郊的昆都山。面北眺望，我看到一大片汪洋，河上，船只来往，一派繁忙。这片水域，北来的是北江，西北来的是西江，它们由一段约两公里的水道沟通。这水道，名为思贤滘。滘是广东惯用的地理名字，指河流分支或汇合处。

在思贤滘，徐为康由北江进入西江，同时也由顺水转为逆水。他又一次换了船只——小木船换成了大木船。一艘喷着白气的汽船，拖着七八条木船，突突突地行驶在江阔云低的西江上。

在三水等着换船期间，趁着空隙，徐为康和同学一起去了一趟广州。那时候，广州和三水之间，有一条始建于清末的铁道，名为广三线。徐为康就是坐着广三线上的火车来往于三水和广州的。几十年后，广三线停运了，徐为康上车下车的三水河口站，这座广东保留下来的最古老的火车站，建成了一座百年火车站主题公园。这是后话。

其时，广州及周边地区不断遭遇日机空袭。当徐为康搭乘的拖船队驶出河口时，敌机飞临上空，拖船队各条船立即分散，各找地方躲避。与他同船的一个姓钟的同学，不顾刚做了盲肠手术才几天，跳进江中游向江岸；徐为康则仓皇躲到船上装载的大米袋后蹲下。

1938年11月中旬，从赣州出发108天后，徐为康终于到达八步镇。押运的工钱，共计32元——可以买两辆纪增觉的旧自行车。

然而，就在徐为康从三水出发第三天，广州沦陷。随着广州沦陷，贺州一带也屡遭空袭，刚刚安顿下来的同济大学，不得不第五迁。

这一次，目的地是昆明。

傅信祁

今天，从八步向西，经柳州、河池、百色、西林出广西；入云南，经师宗、宜良便到达昆明，全程一千一百多公里，全程高速，只需十多个小时。但在交通极不发达的八十多年前，从八步到昆明，不仅要绕行南宁，甚至还得绕行越南——一字形的路线，走成了V字形。原因在于，桂滇之间的重重大山，不仅没有公路相通，甚至连像样的大道都没有，并且，沿途得经过民族地区，不少地方都有匪徒占山为王，杀机四伏，危险重重。

傅信祁是同济附属高职学校学生，1937年，18岁的他从青岛赶到金华，进入流亡中的同济。要等到6年后，当同济迁到李庄时，他才考入同济土木工程系。

傅信祁和班上的8个男生组成一个小分队，“开始走的几天，几十里走下来相当吃力，后来习惯了就越走越坚强。”地方政府对流亡学生还算照顾，学校与当地联系后，地方政府沿途派民兵为学生挑行李，学生只需带一床被子即可。每天走一站，换一批民兵继续向前。

两个星期后，傅信祁到达柳州。

原本，柳州与南宁之间有小轮船通行，即由柳江而下，入黔江，在桂平入郁江，溯郁江，经贵港、横县抵南宁。然而，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傅信祁一行在柳州一家电影院打地铺住了好些天，始终不见小轮船踪影。无奈，只有继续步行。

没有长途步行经验的傅信祁买了一双新布鞋，没想到，新布鞋穿着“很不舒服，脚底越走越痛”。晚上到了住地，脱下鞋子一看，两只脚底都被新布鞋磨出了血疱。有经验的同学让他用热水烫脚后，再扯下一根头发穿进血疱，把血水引出来。睡了一夜，次日果然好多了。

耗时两星期，他们走到了南宁。在南宁，终于坐上了小轮船溯邕江和左江而上，到达离中越边境只有几十公里的龙州。在龙州，傅信祁弃舟登岸，办理了出境手续后坐汽车到镇南关。在镇南关，步行过关出国，对岸即是越南同登。同登有窄轨火车通往越南首都河内，而河内通往昆明的火车同样也是窄轨，速度缓慢，没有卧铺。每到晚上，火车就停下来，乘客各找地方住宿。第一天住越南老街，第二天从中国边境小城河口入境，晚住开远。第三天下午，到了昆明。其时，已是1939年春节前夕。

昆明市中心有一片古色古香的老建筑，那就是历史文化街区文明街。其中，抗战胜利纪念堂最为壮观。纪念堂的原址，既是清代云贵总督衙门，也是辛亥革命后所建的云端中学校园。傅信祁和他的同学一起，风尘仆仆赶到昆明，暂住于云端中学大礼堂——宽大的礼堂里，同学们全睡在地铺上。

两年间，同济已经五次迁校，几乎每一次迁校都事发突然，非常仓促，并无一个长远的、整体的布署。此时的昆明，西南联大早已组建，还有华中大学和中法大学也先后到来，加之内迁的其他政府机构、企事业单位，昆明根本不可能找到足以容纳同济大学的校舍。

同济只好化整为零，分散在昆明及周边12个地方。

八十多年前的昆明，城市规模完全无法与今天相提并论，它还是滇池之滨的一座不起眼的小城。小城中心，在秀丽的翠湖公园东南部，而同济大学的十几处校区，绝大多数星星点点地分布在翠湖周边——几十年后，我按照资料记载的地址前去寻访时，除了极少数外，大多地方都已面目全非。

位于昆明市区的翠湖，同济大学各学院大体分布在翠湖周边。 摄影 聂作平

昆明市中心，盘龙江缓缓南流。在北起人民中路，南到东风东路的盘龙江东岸，有一条临河小街，名为临江里。临江里106号，是同济大学迁昆后的校总部——我在这条几百米长的小街上走了两个来回，看到了临江里37号、46号，却没有看到106号。我猜，随着城市的改建，106号可能已经消失。

翠湖东南岸的翠湖宾馆，我曾在那里住过一宿。十年后重访时，原本规模不大的宾馆改造得面目全非。这里，是同济理学院旧址。翠湖宾馆旁边，有一条叫黄公东街的小巷。巷中，蓝花楹开得正紧。绿荫深处，露出一座红墙飞檐的古建筑，那是1922年为纪念护国名将赵又新而建的赵公祠。同济到来后，医学院附属医院入驻赵公祠，医学院则布局在赵公祠两三里外的庆云街。

昆明赵公祠，曾是同济医学院附属医院驻地。 摄影 聂作平

昆明二中系聂耳母校。抗战时，这所中学因位于富春街而得名富春中学。富春中学疏散出昆明后，校舍暂借给同济工学院。同济的图书馆，设在富春街太阳巷一号——这条小巷，似已不存。至少，我没找到。

富春街上，有一栋粉墙黛瓦的砖木结构老建筑，老昆明人称为将军楼。这位将军，即滇军将领何世雄。将军楼建于1930年——如今，在昆明不多的上百年的老建筑里，将军楼是当年同济师生和如今我们都能共同见到的，保存着原始风貌的仅存硕果之一。

拓东路是昆明市区一条东西向的大街，车水马龙，楼宇林立。不过，当同济到来时，它和昆明的其他街道一样逼窄，街道两旁的小巷里，点缀着众多庙宇和会馆：东岳庙、川主庙、万寿宫、关帝庙、鲁班庙、江西会馆、迄西会馆、芦茶会馆……这些宽大的公共建筑，成为内迁学子们安放课桌的最佳场所。比同济先到昆明的西南联大，其教师宿舍借用了川主庙；关帝庙又称陕西会馆，充作食堂、生活服务社；工学院、图书馆进驻迄西会馆……比西南联大晚到一步的同济，则利用了拓东路上的江西会馆，把它改为实习工厂。对同济这所以医学和工科为主的学府来说，实习至关重要。

昆明拓东路上的真庆观，是同济内迁办学的见证。 摄影 聂作平

傅信祁就读的高职学校搬迁次数最多，先在木行街——一条业已消失的小街；接着迁到双塔寺女子师范学校旧址；再迁水晶宫——即今水晶宫社区，此地因乾隆年间开凿了一口清澈味甘的水井而建了一座供奉龙王的水晶宫，由此得名；最后，又迁至八省会馆——八省会馆位于五华山北麓的大梅园巷，与水晶宫仅数百米之遥。会馆既为来滇乡亲提供住宿，同时，那些客死乡亲的尸体，也盛在棺材中，暂厝于会馆。八省会馆有前后两进院落，前院充当教室，后院二楼是学生宿舍，一楼一间屋子停放棺材，一间做医学院解剖馆，毗邻的另一间，也是学生宿舍。

安置得最偏远的要数同济附中。我从翠湖宾馆动身，出城后沿着汕昆高速行驶，足足花了一个半小时，才到达昆明东南边宜良县下辖的一个镇：狗街。狗街坐落在一片平坦的山间坝子里。原野上，大片大片的白色塑料薄膜像是与天上的白云遥相呼应。狗街镇外的宜良六中校园里，立着一块石头，石头上是红色大字：南薰。宜良六中的前身，即南薰中学，而南薰中学，就是同济附中当年的校址之一。

俞载道

和刚到昆明的傅信祁一样，俞载道也在云端中学暂住过。只不过，俞载道比傅信祁还要小一岁，是同济附中高三学生。1939年7月，俞载道如愿以偿地考入了心仪已久的同济大学土木系。

大一下学期，即1940年春天，俞载道到遮放实习。几个月后，从遮放回到昆明时，俞载道发现，原本以为安全、宁静的昆明，竟然不再安全，也不再宁静。日军飞机如同蝗虫，不时穿过云层，飞抵昆明上空，凄厉刺耳的防空警报，时时都可能突如其来地撕破古城的宁静。

同济工学院学生胡津祥和附属高职学校学生项瑞棠先后在日机轰炸中遇难后，新任校长周均时艰难地作出决定：同济第六次迁校。

这一次的目的地，是四川南部长江之滨的一座闭塞而古老的小镇。

它叫李庄。

李庄文化抗战博物馆里，再现了同济迁川的一幕。 视觉中国 图

时过八十余年，黑白变成了彩色，中式对襟变成了牛仔T恤，白头帕和草帽变成了遮阳帽和太阳镜。但天空是没变的，天空下青瓦立料的房舍以及青石板铺成的街面也是没变的。在李庄，在一条偏离了几个旅游景点的老街上，我看到了与李约瑟1943年拍下的照片几乎完全相似的场景。

1943年6月6日，端午节前一天，李约瑟莅临李庄，同济为他举行了欢迎庆典。举行庆典的校本部，原是湖北会馆，名为禹王宫。站在禹王宫内的戏台上，可以清楚地看到百米开外滚滚奔流的长江。禹王宫内的房梁和屋顶，雕刻了众多和大禹有关的故事场景。几十年后，禹王宫保存完好，更名慧光寺。大门前，两棵茂密的黄桷树上挂满祈福的红色绸带。

李庄禹王宫是同济校部旧址之一。 摄影 聂作平

挤在人群里参加欢迎庆典的，有大三学生俞载道。这个23岁的浙江奉化青年，已经在李庄生活三年多了。

1940年的昆明，不仅经常面临日机轰炸，并且，由于内迁人口太多，物价暴涨。以西南联大来说，校长梅贻琦的夫人曾上街卖糕点，闻一多曾给人治印补贴家用。校长和知名教授都如此，遑论普通教师及没有收入的学生。

作出迁校决定后，到底迁往哪里，同济有过一番考量。最初，想一步到位，迁到陪都重庆。但当时的重庆已有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以及众多军事、科教机构，同济难以找到合适地方。

就在迁校陷入困境时，同济接到了发自宜宾的一封电报。电报只有16个字：同大迁川，李庄欢迎。一切需要，地方供应。

李庄同济大学工学院旧址里，用一面影壁醒目地展示着这封来自宜宾的十六个字电报。 IC Photo 图

那时候，对同济绝大多数师生来说，李庄是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小地方。

原来，同济校友钱子宁，系上海中元纸厂创办人，抗战后，中元纸厂内迁宜宾，同济方面也托他打探合适的校址。经由钱子宁，李庄乡绅罗南陔得知此事后，积极与镇上其他头面人物联系磋商，并一致决定欢迎同济迁李庄。

1940年10月，秋风萧瑟之际，同济师生作别暂栖了一年多的昆明，踏上了前往李庄的路。

这是一趟凶险的远行。石子、泥土铺成的曲如羊肠的公路，又窄又陡，像是悬挂在山腰的一条灰白丝线，一路得翻越乌蒙山、大娄山等高大山脉。由于缺少汽油，卡车用的是木炭，动力差，加之满载货物，在山道上只能缓慢前行。“我们坐在驾驶座后面，身体饱尝颠簸之苦不说，精神上更是说不出的紧张，真担心车子遭遇什么不测。”——事实上，同济的这次迁校，既有装运仪器的卡车翻下山，也有俞载道的同学因车祸受伤。

贵州晴隆境内，俞载道翻越了著名的24道拐。24道拐蜿蜒于晴隆山西南坡，长约四公里，从山脚到山顶直线距离350米，垂直高度达250米，呈60度倾角。几十年后，24道拐已开发为景区，依旧是当年的沙石路面，依旧是当年的180度回头弯，观光车缓缓行驶，过一弯，又一弯，车后扬起铺天盖地的沙尘……

1942年春节过后，长路迢迢的第六次迁徙终于结束，同济在李庄重新开学——这时，距离开昆明不得不中断教学已经过了将近半年。

李庄古镇 视觉中国 图

李庄这座长江边的千年古镇，像当时的几乎所有古镇一样封闭落后，不通电，不通公路。优点是镇上有相当多的庙宇和会馆，素有九宫十八庙之称。它们，正是充当同济校舍的最佳选择。今天，这些古老的建筑拜当地打造旅游景区之赐，大多修葺一新：校本部所在的禹王宫，工学院所在的东岳庙，理学院所在的南华宫，医学院所在的祖师殿，图书馆所在的紫云宫，大地测量组所在的文昌宫……2024年夏天，我在评论家刘火兄的陪同下，第三次走进李庄时，东岳庙正在施工。据说，要建一座规模宏大的同济纪念馆。东岳庙门前是一个宽阔的广场，广场边上，有一座新建的牌楼，上书：文化脊梁。牌楼下，是滚滚东流的长江。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与长江垂直的那条小街名叫羊街。羊街上有两个大三合院，改造成男生宿舍，俞载道和七个室友挤在同一间宿舍里，“陈设极为简单，学校仅供应一张木板床，在每一张单人床边，都摆放着一张自购的白木小写字桌，用来看书温习功课。”

每当夜幕降临，羊街学生宿舍的一间间小屋里，学生们点燃油灯，昏暗的灯光将放大了的人影投在墙壁上，有如梦幻，学生们开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自修。尽管生存维艰，同济学子们却已经很知足——在六次迁徙之后，他们终于找到了这座古老的小镇，终于可以安放他们那张平静的书桌。

羊街向北，几十米外就是滨江的顺河街；折向西南，两三百米远的地方是东岳庙——当年，那是俞载道的教室。飞檐斗拱的东岳庙，中间为办公室，两侧为教室。教室内只有条形课桌，没有凳子。宜宾盛产竹子，竹器甚多，其中，就有一种用竹条编成的简易竹凳，每个学生人手一个。去上课时，他们把竹凳翻转过来，面朝下，课本、笔记本和墨水瓶就放在底座，像挎篮子一样挽在臂弯里。

古镇物质极为匮乏，就连墨水也只有距李庄几十里的宜宾城才有售。俞载道因陋就简，“发明”了一种新墨水：他买来一把紫色铅笔，把细细的笔芯抽出来，用开水一冲，再慢慢泡，就可泡出一瓶墨水。

李庄和同济都没有浴室，冬天之外，倒是可以跳进长江洗个痛快。但川南的冬天，气温只有两三摄氏度，十分干冷，这时候，俞载道只能长时间不洗澡——至多，只能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用毛巾浸过冷水后擦擦身子，称为“干洗”。有一年冬天，他浑身发痒，极不舒服，咬着牙脱下外衣，穿一条裤衩跑到东岳庙前的江边，舀上一盆江水浇到身上，瑟瑟发抖中，总算洗了个澡。

然而，再艰难的人生，也有生的乐趣。更何况，俞载道他们还年轻，还对抗战胜利以及更美好的未来充满希望呢！东岳庙和长江之间，今天是风帆广场和一个篮球场，几十年前，这里是一片绿色的草坪。暑假里，有人在草坪上开了夜间茶馆，俞载道常和同学坐在方桌前喝茶纳凉。在最靠近长江的那排桌子边，眺望对岸，是朦胧的大山的剪影；头顶，是明亮而沉默的星河，像保持着亘古以来的秘密而缄默不语。白天，草坪撤去桌椅，变身运动场。俞载道和同学组建了一支篮球队，取名流星群——或许，就是闲坐夏夜草坪抬头遥望天宇给他们带来的灵感。他们省吃俭用，组队前往重庆与中央大学、重庆大学等高校组织球赛。捉襟见肘的艰难岁月，因为青春，同样气势如虹。

李庄东岳庙，曾是同济工学院旧址。 摄影 聂作平

1944年7月，俞载道结束了五年的大学生活，行将毕业。毕业前一天，一个高鼻深目的外国人走到他身边，问他是否愿意留校，担任他的助教。这个外国人叫魏特，是俞载道钢结构课的老师，来自波兰。

俞载道意外而兴奋，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作为助教，俞载道的主要工作是帮助魏特批改学生作业，有时做一些设计计算，给学生作范例。其余时间，俞载道也像学生一样坐在教室后排听魏特讲课。

魏特系犹太人，在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大背景下，他随众多同胞一起漂洋过海来到上海，受聘于同济，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艰辛的流浪。几十年过去了，李庄街上的一些老人，还对这个高个子、尖鼻子的老外印象深刻。据说，初到李庄时，他常到镇上最好的留芬饭店吃饭，喜欢红烧蹄膀、猪肝、红烧狮子头和焖菜花。随着战事日紧而物价暴涨，他去留芬的次数越来越少，渐渐归零——每个月领了薪水，他必须把大部分寄回波兰，他的妻儿还靠它生活。

李庄背后，是起伏的天景山。就在俞载道做了魏特的助教一年多后，魏特客死他乡，长眠于天景山麓。

魏特的死，有两种说法，都和吃有关。一种说法称，由于食物短缺，魏特染病在身，因饥饿和疾病而死；另一种说法称，他本来患有严重的胃病，医嘱少食油腻，魏特难耐饥饿，一口气吃了一只鸡，胃病加剧，终致不治身亡。不论哪一说为真，都令人伤悲。烽火遍地的乱世，一个教授的生死，也如草芥一样偶然，无助。

曾昭耆

和纪增觉、徐为康、傅信祁、俞载道都是江浙人氏不同，曾昭耆是宜宾土著。

1943年，宜宾中学初中部学生曾昭耆毕业了。其时，为了躲避日机轰炸，设于宜宾城区的宜宾中学也迁到了李庄。原本只有3000居民的李庄，此时已有近20000人，成为川南地区人烟最稠密的小镇。曾昭耆考入宜宾中学高中部并上课两周后，才偶然听说同济附中还在招生，且一旦入校，不仅不需交任何费用，公家还管饭。于是，他从宜中转到同济附中。

后来，曾昭耆说，“那次临时决定的转学，对我的一生具有多么重要的意义。没有那次转学，我不可能到上海进入同济大学医学院，后来是什么样的命运，谁也不知道。何况从那时家里经济条件看，如果在宜中，我高中毕业后能否继续上学都是未知数。”

两年后，抗战胜利。三年后，就在曾昭耆从同济附中毕业，准备升同济医学院时，同济正式决定复员上海——结束八年来艰苦卓绝的漂泊。

对江浙学子来说，回迁上海自然是天大的好消息，他们顿时生出“白日放歌需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的狂喜；而对四川学子——包括曾昭耆来说，却是忧心忡忡。这忧，既来自对上海这座远东大都会的未知与畏惧，也来自巨大的经济压力。

对曾昭耆而言，他的父母都不赞成他追随同济去上海，而是希望他就业，至少在家帮着做点家务。好在，姐姐支持他，他也不愿意放弃。

不到18岁的曾昭耆踏上了前往上海的旅程。在宜宾，他搭乘五等舱，花了三天到重庆。在距朝天门码头几公里的一家难民收容所，曾昭耆住了一个星期，终于买到一张去宜昌的船票。依然是最便宜、条件也最恶劣的五等舱——五等舱位于水位线以下，空气沉闷、污浊，旅客铺下行李，横七竖八地躺在地板上。

在宜昌，像在重庆一样，曾昭耆又一次住进难民收容所。这一次的条件更差，房子也没有，就是空地上支了几十顶帐篷。不过，住难民收容所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免费住宿，免费吃饭。又等了一周，才买到宜昌到汉口的船票。到汉口后，又花了三天，总算到达南京。曾昭耆的哥哥在南京上班，在哥哥那里住了几天后，他坐了一夜火车，终于抵达了传说中的上海。此时，距他从宜宾出发，已经一个多月了。

曾昭耆是自行前往上海的，而同济的大多数师生，则在1946年4月23日由李庄分批坐船集中到重庆，尔后，三路进发：一路顺江东下，一路取道川湘公路转浙赣、沪杭线，一路取道川陕公路转陇海、津浦和沪宁线。

同济重返上海时，原本苦心经营的校园早就毁于战火：全校15栋房屋均遭轰炸。其中，大礼堂被飞机炸出7个大洞，成为危房；中学部、教师宿舍被炸出12个大洞，附属工厂大部分沦为瓦砾。政府拨给同济充当校舍的，主要是华德中学和原德国医学院，后来又增加了两所日本学校——曾昭耆的医学院一年级，就设在原日本第七国民学校。校园散布在市内各处，同济只得在各校区之间开通了校车。刚到十里洋场的曾昭耆，这个宜宾乡下少年，最大的乐趣就是坐上免费校车看风景。

八年辛苦不寻常，同济在烽火岁月的一路西迁，不仅弦歌不辍，而且哪怕在最艰危的环境下，依然在不断壮大——战前，它是一所只有医、工、理三个学院的偏专业性大学。战后，1946年，同济在理学院增设哲学、中国文学和外国文学三系，改称文理学院；1948年，上述三系从文理学院分出，新建文学院。至此，同济终于发展成一所具有医、工、理、法、文五个学院的综合性大学……

李庄同济大学工学院旧址里，再现了1943年李约瑟专题演讲的场景。 IC Photo图

我是中国人

那一年端午节，在李庄，李约瑟见到了一位老友——多年前在比利时结识的童第周。令他惊讶的是，童第周夫妇用一台从旧货店买来的显微镜，以金鱼做实验，写出了高质量的论文。李约瑟在日记里说：“英国科学访华使团非常荣幸地将童氏夫妇的科研报告交由西方科学杂志发表。”“（童氏夫妇的研究）与地球另一端的权威霍尔特弗莱德博士的最新观点不谋而合!”当李约瑟邀请童第周夫妇离开条件艰苦的同济去英国时，童第周婉言谢绝。

很多年后，李庄因庇护了同济大学以及中国营造学社、史语所等文教机构而成为小有名气的旅游景区。行走在大师与普通人都行走过的街巷，沐浴着大师与普通人都沐浴过的江风，那些消逝的人——不论大师还是普通人，不论成就显赫还是寂寂无名，他们，都浓缩为李庄厚重的历史记忆。对同济这所八年间六次迁徙的大学来说，它之所以在山河破碎之际屹立不倒并逆风飞扬，我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心里都深藏一句话，那就是童第周在谢绝李约瑟的邀请时脱口而出的——

我是中国人。

聂作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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