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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夹烟”,该“灭”吗?

排行榜 2025年08月31日 08:54 3 cc

最近,浙江绍兴鲁迅故里的一面墙画火了——不是因为新添了什么创意,而是因为画中鲁迅手里夹的那支烟。有游客投诉,这面墙画可能会“误导青少年”,还可能会引导游客聚集吸烟,建议换成鲁迅右手握拳的版画。


  那么,鲁迅手里的“烟”,能“灭”吗?


“鲁迅夹烟”,该“灭”吗?

游客在“鲁迅夹烟”网红墙前拍照 图源|中新网



  实际上,这面墙画2003年就对外开放了。二十多年来,“给先生点支烟”成了不少游客打卡的小仪式,而这一无伤大雅的趣味互动,却突然成了“不良示范”。争议发酵后,绍兴鲁迅故里景区回应“尊重历史”,浙江省鲁迅研究会也明确反对借此事炒作,多数网友觉得投诉者“小题大做”。这场看似简单的“灭烟”争议,其实藏着当代人对历史符号、公共教育的深层焦虑。


  “灭烟”诉求之所以引发热议,本质是“过度保护欲”遇上“符号化思维”的产物。它像一面镜子,照出了部分人对“青少年教育”的偏执理解,也戳中了当下公共空间里“怕出错、怕担责”的微妙心态。


  解决“教育焦虑”的“伪刚需”。当下,不少家长都有“防微杜渐”的执念:怕接触到“不完美”的人物形象受负面影响,连历史人物的生活习惯都要拿“青少年行为规范”来套。就像这位网友认为,鲁迅夹烟的画面会让孩子模仿吸烟——这种逻辑里,默认青少年没有辨别能力,只能被动接受所有视觉符号的“引导”。此前,有人投诉《水浒传》是“毒小说”,说武松是“渣人”;有人觉得米开朗基罗的“大卫像”是“色情”,不适合孩子看……这些诉求背后,都是同一种焦虑:想把孩子放进“无菌舱”,隔绝所有可能的“负面元素”。可现实是,连鲁迅自己都在《而已集·小杂感》里讽刺过这种思维:“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如今,见到画里的烟卷就想到孩子可能学吸烟,不过是这种思维的翻版罢了。


  对“历史符号化”的惯性依赖。在很多人的认知里,历史人物就该是“标准像”:鲁迅得是“横眉冷对、笔如匕首”的战士,不能有抽烟这种“不健康”的习惯。这种“符号化”认知把复杂的人简化成单一的道德标签,忽略了历史的真实感。墙画里的鲁迅,是“有日常习惯的真实人物”——他会抽烟,会失眠,会在信里跟许广平“撒娇”说“但愿明年有人管束,把烟戒掉”。这种“生活化的鲁迅”,反而让年轻人觉得亲切,可“灭烟”诉求,恰恰是想把这种真实再塞回“符号壳子”里。


  “投诉万能论”的潜在影响。现在不少人遇到不顺心的事、认为不合理的事,第一反应不是理性沟通,而是“找渠道投诉”:觉得小区噪声大投诉,觉得商家服务不好投诉,以至于看到一幅墙画认为不合理也投诉。这种“投诉惯性”,很可能会把个人诉求放大成公共议题。就像这次“灭烟”,本来是个别人的观点,却因为涉及“青少年”“室外公共场合吸烟”,迅速冲上热搜,甚至让景区收到上百通反对电话。有网友吐槽:“现在好像谁先投诉,谁就占了道德高地。”可公共空间的决策,不该被单一诉求绑架,更不该让“投诉”变成否定历史、艺术的工具。


“鲁迅夹烟”,该“灭”吗?



  尽管“灭烟”诉求打着“保护青少年”的旗号,但细想下来,这种做法不仅站不住脚,还藏着不少隐忧。不分场景、不分逻辑地要求“净化”历史现实,只会让历史变味、教育走偏,甚至变成一种“温柔的绑架”。


  对历史真实的不尊重。鲁迅抽烟是有明确史料记载的:许寿裳说他“每日大概需五十支烟,早上醒来便在卧帐内吸烟,白色蚊帐熏成黄黑”;1929年他给韦丛芜的信里也写,“仰卧——抽烟——写文章,确是我每天事情中的三桩事”;甚至去世前一天,他还在抽烟。这些细节不是“污点”,而是构成“鲁迅”这个真实人物的一部分。就像李以泰教授创作墙画时,特意保留烟卷,是为了让鲁迅“有烟火气”——如果刻意为了“合规”把烟掐掉,那和编造“鲁迅从不抽烟”的假历史有什么区别?浙江省鲁迅研究会反对这件事,也是因为“墙画承载了几代人的共同记忆,若仅因一个动作就拆除,是对历史的不尊重”。


  温柔的道德绑架。“灭烟”诉求最妙的地方,是把自己放在“为了孩子好”的位置上——你反对我,就是“不关心青少年健康”;景区不整改,就是“不负责任”。这种逻辑让反驳者陷入两难:明明是维护历史真实,却要被贴上“支持吸烟”的标签。就像有网友说:“我不是反对控烟,是反对拿鲁迅当靶子。”可在“保护青少年”的大帽子下,这种理性声音很容易被淹没。这种“温柔暴力”,比直接吵架更伤人,因为它用“正确”的名义,堵住了所有不同的声音。


  误导教育的方向。真正的教育,不是让孩子看不见“不完美”,而是教会他们辨别“不完美”。比如看到鲁迅夹烟的墙画,家长可以跟孩子说:“鲁迅先生那个年代没有‘吸烟有害健康’的意识,他后来也想戒烟,我们现在知道吸烟不好,所以要保护自己的身体。”这样既尊重了历史,又传递了正确的观念。可“灭烟”诉求的逻辑是:只要把“不好”的符号删掉,孩子就不会学坏。这种“屏蔽式教育”,本质是偷懒——不用花心思引导孩子思考,只用简单粗暴的“删除”解决问题。孩子总有一天要走进真实世界,到时候面对比“烟卷”复杂得多的问题,他们该怎么应对?


“鲁迅夹烟”,该“灭”吗?

鲁迅雕像 图源|“鲁迅纪念馆”微信公众号



  可见,面对历史符号里的“不完美”,我们不该像“灭烟”诉求那样,一上来就想着“删除”“整改”。对待这类争议,也得有理性的态度:既要尊重历史,又要做好引导,别让焦虑盖过常识。


  尊重历史和艺术的“完整性”。历史人物不是“道德玩偶”,他们的“崇高”往往隐藏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告诉孩子“吸烟有害健康”,但不能为了“正确”,就篡改鲁迅抽烟的事实。绍兴鲁迅故里景区说“不轻易改变鲁迅故里的既有形象”,其实就是守住了这个底线——墙画是艺术作品,也是历史记忆的载体,不能因为个别人的诉求就随便改动。就像佛罗伦萨的“大卫像”,五百年来有人质疑他的裸体,但没人真的给他“穿衣服”,因为大家知道,这是艺术的完整,也是历史的完整。


  用“引导”代替“屏蔽”。教育的核心不是“规避风险”,而是“培养能力”——培养孩子辨别是非、理解历史的能力。比如学校可以组织学生讨论“鲁迅的烟”:为什么鲁迅会抽烟?那个年代的文人为什么很多都有烟瘾?我们现在该怎么看待吸烟?这种讨论,比单纯删掉烟卷画面有意义得多。有位中学生在支持景区的电话里说:“在墙画前,我突然懂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这就是引导的力量——孩子看到的不是“吸烟的示范”,而是“真实的鲁迅”,是那个在黑暗里用文字战斗,也有烟火气的先贤。


  理性看待公共诉求。公共空间的决策,应该听多数人的声音,也应该尊重专业的判断,而不是被单一诉求绑架。这次“灭烟”争议里,绍兴文旅局说“会在广泛听取民意的基础上做出决策,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投诉而盲目更换”。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关注公共事务,但要避免用“我为你好”的名义,把自己的焦虑变成别人的负担。就像有网友说:“如果看到鲁迅夹烟就焦虑,那看到李白喝酒、苏轼吃东坡肉,是不是也要投诉?”公共空间需要包容,历史记忆需要尊重,别让“过度焦虑”变成毁掉这些的“橡皮擦”。


  鲁迅的烟早已超过“行为示范”,而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对历史的态度,对教育的理解。掐灭这支烟很容易,但掐灭的,是历史的真实,是教育的温度。与其忙着给鲁迅“灭烟”,不如多花点心思,教孩子读懂烟卷背后的鲁迅:那个在困境里坚持思考、用文字唤醒国人的战士,那个有缺点却真实、有温度的人。这,才是对鲁迅最好的纪念,也是对孩子最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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