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0公里路，风雨、人心与岁月回响——雷永年《初上阿里》（五）

排行榜 2025年10月03日 15:14 1 cc

原创雷永年

从阿里到拉萨的1800多公里，是横亘在雪域高原上的漫长征途。这条路虽比新藏线219国道平缓些，却依旧藏着无数未知的挑战，尤其在2001年7月那个特殊的日子里，这段路成了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印记——既有高原风雨的凛冽，也有人心温暖的滚烫，更藏着岁月馈赠的感悟。

那年7月，219国道界山达坂段被洪水冲毁，修复无期。我本要去兰州参加党代会，无奈只能绕道拉萨，同行的还有回四川南充休假的分区财务科长张联平，以及同样赴兰州参会的斯潘古尔边防连连长许军。那时阿里的交通极不方便，团职以下干部出差、休假，“搭便车、爬大箱”是常态，这次能有丰田越野车随行，算是张科长和许连长的幸运，管理科还特意安排周猛、张伟两位驾驶员轮换开车，只为多一份稳妥。

清晨吃过早饭，周猛驾车驶上阿里北线。车窗外，是高原独有的壮阔风光：湛蓝的天空低得仿佛触手可及，白云像棉絮般贴在山尖，远处的雪山连绵起伏，冰川在阳光下泛着清冷的光；路边偶尔掠过几只藏羚羊，身姿矫健地跃过草甸，留下一串轻快的蹄印。可这美景之下，是步步惊心的路况——路面坑洼不平，碎石子硌得车轮“哐当”作响，有时车子还得绕过结冰的水洼，稍不留意就可能陷进松软的路基。走了约莫半天，中午才到措勤县武装部，简单扒了几口饭便继续赶路。那时才真正体会到阿里部队的不易：最远的什布奇边防连距分区600多公里，措勤武装部更是远在800多公里外，官兵们每次出行，都是一场与距离和艰险的较量。

傍晚时分，车子行至日喀则市昂仁县桑桑镇（海拔4567米），天突然变了脸。乌云滚滚而来，紧接着便是倾盆大雨，没一会儿，路面就积起了洪水，湍急的水流很快淹没了车轮。周猛想改道绕行，向右打方向，刚下路基没几步，车陷进坑里，洪水立刻漫过引擎盖，怎么也开不动。我们几人下车自救，前拉后推、垫石块，可洪水势头太猛，一切都是徒劳。旁边几位藏族老乡见状，主动过来帮忙，黝黑的脸上满是淳朴的善意，可终究抵不过大自然的力量。雨越下越大，我们浑身湿透，站在雨中束手无策。这时，一位藏族老乡比划着告诉我们，四五里外有个工程队，或许能帮忙。我立刻派张伟去联系，约摸一个小时后，他带着一辆拖车回来了。为了安全，车上只留周猛守着，其他人都下车等候，本以为车子很快就能被拖出来，可洪水裹挟着沙石，加上地形复杂，折腾了半天，车子依旧纹丝不动。

雨水顺着头发往下淌，军大衣湿透后重得直往下坠，冷意从骨子里往外冒。张科长转了一圈，发现不远处有顶小帐篷，便拉着我去避雨。许连长和两位驾驶员则留在现场盯着。那顶帐篷又小又矮，门口仅容一人弯腰进入，地面潮湿得能挤出水分。一位阿佳坐在角落黢黑的毯子上，身边堆着几件衣物，看到我们进来，她连忙起身，虽然语言不通，但烛光下，那双浑浊却慈祥的眼睛里满是善意，像在招呼我们“快进来暖和暖和”。她往帐篷中央的火炉里添了几块干牛粪，橘红色的火舌舔舐着炉膛，帐篷里渐渐有了暖意。不一会儿，炉子上熏得乌黑的水壶开始冒热气，阿佳从帐篷一角摸出两只小碗，撩起藏袍角反复擦拭，然后小心翼翼地倒满酥油茶，递到我们手上。碗边有些烫，却找不到地方放，只能搁在地上。我们又冷又渴，哪还顾得上碗是否干净，端起来便一饮而尽——那酥油茶带着淡淡的奶香和暖意，顺着喉咙滑下去，身体慢慢暖和起来。后来张科长去现场帮忙，留我一人在帐篷里避雨，语言不通，也没地方坐，只能在窄小而潮湿的地上挪着碎步，可心里却暖烘烘的：在这陌生的高原雨夜，素不相识的阿佳用一碗酥油茶，给了我们质朴的温暖，这大概就是“人间至善，不分民族”吧。

折腾到深夜，车子还是没能拖出来。我让周猛留下守车，自己则和张科长、许军、张伟爬上工程队的卡车大箱，冒雨前往老乡说的兵站。一路上，雨点砸在车厢上“砰砰”作响，脸上的雨水擦不及，顺着脖子直往下灌。张伟的高原反应加重了，趴在车厢边一声不吭，脸色苍白得吓人，许军在一旁紧紧扶着他，时不时给他递口水。回想路上的点滴，许军一直很积极：车子出故障时，他抢先钻到车底检查；需要水时，他提着水桶没远没近地找；刚才救车，他第一个跳下水。我只当他是个勤快又有眼色的青年，却没料到后来会有那样的波折。

到了兵站，站里的同志一见我们浑身湿透、狼狈不堪，立刻热情地迎上来，端来滚烫的开水，准备了洗脚水，又把火炉烧得旺旺的。有人要去做饭，我们却都没胃口——这里海拔高，加上淋雨，每个人都有高反，头痛得厉害。张科长帮我拧干衣服上的水，展开来在火炉上烤。我不忍心，让他回去休息，他将衣服搭在椅背上，叮嘱我好好休息，有事随时叫他，说完便迈着沉重的脚步离去。

已是夜里11点，我躺在硬板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一方面是高反带来的头痛欲裂，另一方面满脑子都是留在现场的周猛。我怕洪水再涨，把他连人带车冲走；怕他没吃没喝，在寒夜里冻坏；怕他一个人遇到危险；甚至怕他为了取暖开空调，不小心中了毒。想起之前张伟没主动要求守车，我生气地骂了他，后来知道他高反严重，才没让他留下，此刻心里竟有些愧疚。

躺下没多会儿，我实在放心不下，叫起张科长，从兵站借了一床被子，敲开小店的门买了些零食，提着一瓶热水，往周猛守车的地方赶。雨不知何时停了，夜空格外清澈，月亮亮得惊人，路面像铺了一层霜。路边随处可见站着或卧着的牦牛，偶尔有一只小鸟被我们的脚步声惊起，扑棱着翅膀飞走——我惊醒了它的美梦，它也吓了我一跳。张科长抱着被子、提着热水瓶，脚步比我轻快得多，我只拿着一包零食，近乎空手，却因为高反，双腿像灌了铅似的，怎么也赶不上他。

四五里路，我们走了两个多小时才到。远远地，我就急切地喊“周猛”，很快，车窗里探出熟悉的身影，他笑着打招呼：“政委，我没事，你们快回去休息！”听到他的声音，我心里的石头才算落了地。洪水退了一些，但仍包围着车子。我们把带来的东西递给周猛，叮嘱几句，便转身返回。回去的路更难走，我的高反越来越严重，腿疼得厉害，每走一步都要耗费极大的力气。张科长见状要背我，我死活不肯——这个时候，我怎能给他添累？最后，他扶着我，一步一步慢慢挪，经过三四个小时的艰难行走，终于回到兵站。一进屋子，我再也撑不住，顺着门框倒了下去。兵站的医生赶紧过来急救，给我吸氧气、打针、挂吊瓶，安置我躺下，那时我才真正体会到“高原行军难，一步一重天”的滋味。

那天夜里，可能是药物的作用，我睡得格外沉，醒来时已近中午。一问才知道，张科长他们一早找了吊车，终于把车子拖了回来，这会儿正在修理店抢修。悬着的心彻底放下，只觉得浑身酸痛，头沉得抬不起，却也有一种劫后余生的轻松。

到了拉萨住下后，阿里地区行署专员多吉泽仁特意招呼我们吃饭。席间，分区留守处一个干部打来的，问我说话方便不。我起身离开包间，他问我是否与许军在一起，许军有没有异常反应？我一头雾水，追问之下才知道，南疆军区保卫处来留守处调查，说是查获了一只装满军用汽油票的黑皮箱（事后得知许军放了两只皮箱，当时只查获一只），说是许军放在汽车营车场值班室的，他还跟值班人员说“这是雷政委的箱子，里面有绝密文件”，让他们妥善保管。“我知道你绝对不会做这种事，所以先问问你。”挂断电话，我又惊又气。

我立刻把许军叫出包间，问他：“汽车营反映整理车场时，发现你放了两个箱子，还说是我的，里面有绝密文件。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许军的头垂得很低，声音带着愧疚：“政委，对不起，我错了。我那箱子里放了些邮票和几件文物，怕弄丢，就……就打了您的牌子。”“什么邮票？”“就是我集的那些邮票。”我听了十分生气。明知他说的是假话，但我非但不能戳穿，而且还得稳住他，确保他安全到兰州。第二天，许军便坐飞机去了兰州。我却隐隐觉得事情没这么简单。

我的司机陈荣前几天临时给专员出车到拉萨，正好这几天没啥事儿。我与专员通了气，便让陈荣以出差为由，随许军一起到兰州，以防途中出岔子。

从阿里去拉萨的路偏僻荒凉，大多数地方没有手机信号，可我一路还是接到了几个电话。到了拉萨后，电话更勤了，都是南疆军区保卫处打来的，内容大同小异：“首长路上怎么样？高反严重不？注意安全，多给我们打电话，没你的消息我们会操心。”起初我很纳闷：我不就是去开个会吗，用得着他们这样“关心”？再联想留守处那位干部的电话，我恍然大悟——难怪他们打这么多电话，是怀疑我和许军是同伙，怕我带着许军跑了。

我到兰州后，驾驶员陈荣告诉我：许军在兰州一下飞机，就被工作组带走了。

过了几天，我在南疆军区开会期间，一位领导找我，语气有些复杂地说：“咱们是十多年的老战友，我从个人角度问你，许军的事到底和你有没有关系？”我当时又气又委屈，当即回答：“我以党性和人格担保，许军这事我一概不知，和我没有任何关系！请组织调查，如有关系，我愿意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违法乱纪、伤天害理的事，我绝不会干！”说完，我便转身离去——之前我就听说，这位领导在某个场合说“我总觉得许军身后肯定有一条大鱼”。他的怀疑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极大地伤害了我的自尊。

后来，许军因私自印制军用油票被判刑。几年后，他出狱的第一天，特意从兰州赶到西安见我。人刚跨进门，没等我开口打招呼，他便“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声音带着未平的哽咽：“政委，我对不起您。”我心里一揪，赶紧伸手把他扶起来，让他坐在沙发上。没等我问起这些年的情况，他反倒先红着眼圈开口，说起当年去拉萨的路上——那时他其实真的动过逃跑的念头，可脑子里刚闪过这个想法，就立刻想起我：“我要是跑了，您肯定要受牵连。您待我有多好，我记在心里，是您实实在在感动了我。我不能因为自己的糊涂，毁了您的名声，更不能害了您啊！”

他出事羁押期间，我两次去南疆军区看守所看他，开导他接受教训、好好改造，告诉他“哪里跌倒哪里爬起”。那时心里满是“恨铁不成钢”的惋惜。

听着他这话，我心里忽然一紧，那些过去的担忧、牵挂和此刻的感慨，一下子都涌了上来。

自那以后，许军是真的带着悔过之心重新过日子。他去了深圳打拼，凭着一股不服输的劲儿，慢慢在异乡站住了脚。后来更机缘巧合，被选去参加一部电视剧的拍摄——虽不是主角，没有太多戏份，可露脸的镜头不少。他知道我会惦记，特意把有自己戏份的片段录成光盘寄来，附信里写着“政委，您看，我现在能靠自己活出正经样子了”，字里行间全是重生的欢喜。

可人生的意外总来得猝不及防。多年后的一天，我突然接到消息：许军在惠州办事途中遭遇车祸，没能挺过来。握着电话的手瞬间僵住，脑子里翻涌的全是过往——他出狱那天跪在地上的模样、寄来光盘时的雀跃、说“不能害您”时的坚定，最后都定格成一声长长的叹息。

而我经过组织调查，证明了清白，依旧是那个坚守原则、光明磊落的我。回望这段1800多公里的征途，有高原风雨的洗礼，有藏族阿佳的善意，有战友间的扶持，也有人心复杂的考验。我想起杜甫的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可在阿里的高原上，我感受到的不是“凌绝顶”的豪迈，而是“人间百态皆可遇”的淡然。

这段路教会我的，不仅是面对艰险的勇气，更是坚守本心的重要。人生就像阿里的征途，难免遇到风雨、遭遇误解，但只要心怀坦荡、坚守原则，就像高原上的格桑花，即便在恶劣的环境中，也能开出最绚丽的花朵。而那些路上的温暖与感动，就像夜空中的星星，照亮了前行的路，也成了岁月中最珍贵的宝藏，永远留在记忆里，不曾褪色。

雷永年

2025年9月28日于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