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云冈：佛面与人心

2025年4月15日，在云冈石窟，身着传统服装的演员与游客互动（新华社记者 詹彦/图）

2025年9月的第一天，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在他的朋友圈发了一条推文，《2025年云冈石窟景区游客量破400万，研究院送惊喜》。

这是暑假结束后的第一天。每年暑假，都是云冈客流压力最大的时候。作为山西省最重要的景点之一，云冈石窟近年来的客流量呈指数级增长。2023年是新冠疫情防控全面放开之后的第一年，云冈石窟全年的总参观人数超过300万人。2025年，仅用8个月时间就远超了这个数字。大同的秋冬季节气候严冷，以往都是旅行淡季，有时一天只有稀稀落落两三百游客。但现在，旺季与淡季逐渐消弭了差别。刚过大年初一，前来礼佛祈福迎新的人们就裹得严严实实地来到了大佛脚下，到了初三、初五，更是人头攒动。春节最热闹的几天，几乎达到了景区人流限额的上限。

杭侃说，云冈景区对大同市区经济的带动力，体现在收入比上，大约是1：7。简言之，云冈石窟景区每收入1元，就能拉动大同市区内其他服务性行业收入7元。但对于云冈人来说，这一处穿越千年的文化瑰宝，最重要的价值是它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价值。云冈的首要任务是保护和传承，而保护与开放之间，有时是存在矛盾的。

在2021年调任云冈研究院院长之前，杭侃的身份是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院长，他是考古学泰斗宿白的弟子，这也连结了他与云冈之间难解的宿缘。中国几代文博人与云冈之间的故事，就要从他的老师宿白说起。

2024年11月7日，云冈石窟全景（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图）

孤本秘传

1942年夏天，北京大学史学系一位刚满20岁的年轻人，在假期游历中，途经大同市郊30里处的一片岩石山川，被恢弘壮美的崖刻大佛深深吸引，他记住了那个极美的名字：云冈。

彼时的北京大学还叫燕京大学，因太平洋战争爆发，校园被侵华日军封闭，燕京大学不得不从北平内迁成都。那位年轻人也无法深入云冈，因为那里正被日本人占据。一支来自日本京都大学的调查队，在长广敏雄、水野清一两位学者的带领下，考察和发掘云冈石窟。

这个白净、斯文的年轻人名叫宿白。他当时决不会想到，荒野石窟深处的那两位日本学者，日后会成为他在学术上的论敌。他更不会想到，这一场驻足凝视，竟是他一生学术研究的起点。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他遍历中国所有石窟寺的研究。他与云冈之间，也开启了一场超越大半个世纪的缘分。

云冈石窟，世界佛教艺术之瑰宝，历经千年，大美犹存。宿白说：“云冈石窟影响范围之广，及其影响延续时间之长，是任何其他石窟不能比拟的。”

1947年，宿白在整理北京大学图书馆所藏善本时，在清代金石学家缪荃孙传抄的《永乐大典》中，无意中发现了一篇名为《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简称《金碑》）的碑文。

如今细读《金碑》，依然能感受到古人的文辞之美：“微尘刹土随缘赴，感应现前。当此之时，宝山（之）相，满月之容，有目者皆得见；狮子之吼，海潮之音，有耳者皆得听闻……然而虑不远不足以成大功，工不大不足以传永世，且物之坚者莫如石，石之大者莫如山，上摩高天，下蟠厚地，与天地而同久，是以昔人留心佛法者，往往因山以为室，即石以成像，盖欲广其供养，与天地而同久，虑远而功大矣。”

“与天地而同久”接连出现了两次（疑为衍文），这重复的六个字，恰恰反映了石窟历代开凿者的雄心。

缪荃孙抄录的这一册《永乐大典》在庚子事变中不知所踪，宿白发现的《金碑》也为海内孤本。宿白马上敏锐地意识到，碑文中记载的武州山大石窟寺，应该就是他曾经深深凝望的云冈石窟，只是在辽金时期还没有“云冈”这名字。

云冈，这个极美的名字，起于何时？起于何因呢？学界至今未有定论，可能的谜底，我们稍晚揭开。

杭侃（新华社/图）

昙曜五窟

杭侃说，学术界常常会把云冈石窟与敦煌石窟放在一起类比，倒不是打擂台，两处石窟确实是各有千秋。直到民国，云冈与敦煌的名气都不相上下。云冈的洞窟数量不如敦煌，工程体量却远超敦煌，工程时间比较集中；敦煌洞窟众多，大大小小几百个，时间跨度很大。从自然条件来说，岩石质地的差别带来了造型手段的不同。云冈用“雕”，直接在石头上大规模造像；敦煌用“塑”，木胎包泥造型敷彩。因为石质不适合“雕”，所以敦煌流传下来的多是壁画。从风格和内容上来说，云冈作为皇家工程，追求宏伟庄严；敦煌则更民间，自由发挥的余地较大：生老病死、婚丧嫁娶，甚至早上起来洗脸刷牙……凡俗生活的方方面面皆可表现，充满意趣，这些内容在云冈就不会有。可能出于皇家对死亡的避讳，云冈连佛教的涅槃题材都极少表现。敦煌壁画中有大量榜题，为后世研究工作提供了很多信息；云冈的题记却特别少，其本身为砂岩质地，导致石刻铭记不易保存，仅有的几块记事碑，大都风化湮灭，难以辨识。

正因为如此，云冈石窟现存主要洞窟45座，附属窟龛209个，大小造像59000余尊，规制如此宏大，历代文献记载却极为稀少。

最早主持开凿云冈石窟的，是僧人昙曜。关于他，记载亦甚少，生卒皆不详，只知他少时出家，曾追随过天竺高僧昙无谶学佛法。北凉覆灭后，他随僧团迁抵北魏当时的都城平城（即今日大同），深受太子礼重。

当时的北魏皇帝拓跋焘对佛教的态度颇为摇摆。执政之初，他对佛教治国相当向往，曾以兵力相威胁，希望得到高僧昙无谶。但也正是这位太武帝，后来下诏诛杀僧尼，焚毁经书、捣灭佛像，在全国范围内发起灭佛运动。佛教传播在古代中国所经历的三次法难，史称“三武灭佛”，太武帝就是其中一“武”。

太武帝废佛期间，沙门大多还俗避祸，但昙曜坚固道心，一心持守，冒着生命危险密持佛经和法器，贴身穿着僧衣，不暂离身，以示宁可殉教，绝不放弃佛家弟子的身份。

与昙曜同赴平城的北凉僧团中，高僧玄高、慧崇遭到抓捕，被行刑处死，连太子都无法出手相救。同情佛教的太子拓跋晃暂缓宣布废佛诏书，争取到了一点时间，昙曜因此死里逃生，遁至中山（今河北定县）隐居。没多久，年仅24岁的拓跋晃一命呜呼，有说死于忧虑的，有说被暗杀的，总之，都是非正常死亡。

第6窟下层四面开龛（韩鹏/图）

太武帝拓跋焘死后，拓跋晃的儿子拓跋濬继位，是为文成帝。文成帝登基不久，下诏复启佛教，流亡僧人可以返回平城。昙曜赴京途中，恰遇文成帝东巡，他避让道旁。皇帝所驾游观辇由36乘骏马组成，其中一匹白马见到昙曜，张嘴衔住他的衣角，停下不肯再走。当时人们笃信“马识善人”，文成帝一惊，心中不免暗忖，这是否佛教复兴之兆？眼前之人必是佛法精深的高僧。询问之下，文成帝方知此人便是昙曜，是父亲生前信任和保护过的僧人，马上延请到京师，任命为“沙门统”，主持北魏举国佛事。

坊间另有一种心机派的演绎，认为这次奇遇，是昙曜提前将马儿最爱吃的草料盐汁染在袈裟上，提前专候在文成帝出行的路旁，诱使御马配合他演出了这神通故事。

经历过灭佛的惨痛，昙曜意识到，要使佛教恒久流传，不因政治权力翻云覆雨，导致经像法物荡然无存，便提出在山体凿窟。他向文成帝建议，开窟五所，每个窟中供奉一尊大佛，分别象征北魏开国以来的五位皇帝，礼佛便是礼帝，皇权与佛法因此结合起来。

而皇室这一头，太武帝拓跋焘生前对废佛已经追悔莫及，文成帝即位后，既感念父亲拓跋晃壮志未酬，又希望能安抚民意，替祖父忏悔灭佛之过，向天下昭示复佛的决心，因此爽快答应了昙曜的建议，并从人力物力上给予极大支持。

在这种合力下，公元460年，昙曜在平城武州山开始建造巨型佛窟，我们今天所知的“云冈石窟”拉开了最初的帷幕。其中最著名的五个洞窟，也是武州山石窟的第一期工程，世称“昙曜五窟”。

第6窟造像外层包泥脱落了一半，露出内层北魏造像风化后的残损容颜 （韩鹏/图）

五个皇帝？

昙曜五窟，对应五个皇帝，到底分别是哪五个皇帝？这个问题，几乎可以算得上是云冈石窟千年未解的哥德巴赫猜想。不同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按宿白的观点，昙曜五窟（即云冈第16窟-第20窟）中，第19窟开凿最早。宿白认为，在五窟中处于最西的第20窟，对应的是北魏真正的开国皇帝道武帝，然后依次向东，19窟对应明元帝，18窟对应太武帝，17窟对应景穆帝，16窟对应文成帝。佛教以西方为尊，这样就形成了祖先引领后世皇族一字排开，向西朝进的图景。

五佛之中，第17窟主像为交脚菩萨，是未成佛的状态，且17窟洞窟下沉于地面一米左右，低于其他四个洞窟。按宿白和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17窟对应的就是太子拓跋晃（后被追封为景穆帝），他没有登基就死去了，因此尊格略低。

今天的云冈石窟导游们，向游客讲解17窟的时候，大多会加入太子拓跋晃以身护法、最后在宫廷斗争中黯然早逝的悲情故事。观看者因此获得了一种代入的眼光，再看窟中塑像，身形雄健刚毅，但脸部在岁月中风化残损，表情漫漶难辨，双臂亦残断，这高高在上的菩萨突然有了人间悲欢。

紧邻17窟的，就是被宿白认为对应太武帝的第18窟，也是昙曜五窟中布局最为丰富、造像艺术水准极高的一个洞窟。主尊立佛高15.5米，庄严正大。右侧窟壁高处，几尊高浮雕弟子像横空出壁，面容各异。其中一尊，身体已经风化，仅余头部，骨相清奇，高鼻深目，明显带有西域人的容貌特征，清癯从容的脸上双目紧闭，浮起悲欣交集的微笑。这张脸庞激起许多联想。

小说家阿城在他的美学书籍《昙曜五窟》里，就把此尊头像，武断为被太武帝斩首、导致身首异处的西域高僧玄高，并认为这一组弟子像极有可能是依照当时殉道的北凉僧团之真实面容来刻画的。他们出现在第18窟，因为他们跟太武帝处于同一时期，在这个精心设计的洞窟里，他们被赋予了神界的位置，以慈悲宽恕的笑容，接受信众的景仰。

再看对应着太武帝的主尊，右臂下垂，右手已经崩毁。18窟最为特殊的看点，在于立佛身上的袈裟，上面阳雕千佛，雕刻技法难度极大。身披千佛袈裟的雕像世所稀有，国内目前已知的也仅有云冈这一处。

昙曜五窟之中，为何此尊佛像的袈裟这般特殊，这般费工？如按18窟对应太武帝论，一个在全国灭佛的皇帝，配得上如此光照十方无量世界的千佛法衣吗？民间的说辞是：正因为他灭佛，所以要拿这千佛来镇他！

第6窟窟内佛陀一生的35幅佛传故事之一（韩鹏/图）

排序疑云

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第一次来到云冈是在1993年。当时，他还是北京大学考古学系的硕士，师从宿白，来云冈做实地调研。在第20窟前，杭侃有了新的发现。

第20窟是云冈唯一一处“露天窟”，前窟门早已坍塌。何时坍塌？因何坍塌？云冈的砂岩质地，在20窟出现了明显的“软弱岩层”，高达半米，恰处在大佛的胸部，给工程带来了极大的难度。细考窟前堆积的西立佛残片，断处整齐，有接头。杭侃推测：20窟应该在北魏的开凿过程中就经历了坍塌，且坍塌不止一次，坍塌之后，工匠们做过补救，将断掉的西立佛残片重新接榫起来，在窟前加接了木阁。

带着在云冈第20窟的新发现，杭侃开始着手写文章，第一稿写了近三万字，“拿给宿先生看，宿先生叫我修改，前前后后改了好几稿，都不让我过关。”当时没有电脑，写文章得用蓝紫色复写纸备份，修改段落靠剪刀浆糊，极其繁琐。杭侃说，改稿改到最抓狂的时候，他忍不住犯了小心眼，认为可能是自己的观点忤逆了导师，所以一直不得过关。

“昙曜五窟，五个皇帝是怎么排序的，我的结论跟他不同，我又很坚持自己的看法，还拿照片跟他论证。”修改没完没了，三万字改到后来只剩下七千来字。突然有一天，宿白把稿子推荐给《文物》杂志发表，这篇名为《云岗第20窟西壁坍塌的时间与昙曜五窟最初的布局设计》的稿子，在学界引起不小反响。

按杭侃的排序，昙曜五窟中，最早开凿的第19窟本应是五窟中最中心的一窟，对应着太祖道武帝——这个窟也确是昙曜五窟中最大的一个，然后根据宗庙“昭穆制”，按“左昭右穆，左子右孙”的顺序，依次向两边递推。然而在开凿过程中，20窟坍塌了，这段山体中夹有一层软脆岩层，工匠们接合、修补坍塌部分，但后续再次坍塌。北魏工匠们发现，自20窟向西的岩体全都带有软弱岩层，不适合开大型洞窟，无奈之下，只好把本应在20窟西边、对应文成帝的洞窟，移到了东边，毗邻17窟，也就是现在编号16的窟。

如果这个观点成立，那么五个皇帝的排序就变成了：20窟对应太武帝，19窟对应道武帝、18窟对应明元帝、17窟对应景穆帝、16窟对应文成帝。

宿白先生认可了杭侃的排序吗？也许吧。据杭侃说，当年给他写推荐条的时候，老先生说了一句：我之前排这五个洞窟的对应关系，也总觉得这一块是有点儿别扭，没想到，这么多年，还是被你抓着了。

“宿白先生是学问大家，他不介意学生跟他观点相左，只要你能自圆其说。这也成为后来我们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一个学术传统。我的学生彭明浩关于云冈营造的理论，就比我的理论又向前走了。考古是一门不断刷新认知的学问，学生拓展、超越甚至推翻老师的观点都很正常。”

第5窟内供奉着“云冈第一大佛”（韩鹏/图）

如果第20窟对应的才是太武帝的话，那么18窟主佛通身千佛的袈裟，就不是为了震慑废佛的帝王了，四周看起来很像殉道者的弟子，也不是当年在教难中遇害的北凉僧团了。那些带领游客参观第18窟并向他们讲解“太武灭佛”、在人群中激起阵阵慨叹的导游和讲解员，将痛失这个好故事。

情绪饱满的故事突然失效，新的疑问又产生了：按杭侃的排序，18窟对应的是明元帝，一个论政绩和传奇度都不够突出的早逝帝王，昙曜又何以会把佛教雕塑史上精缕奇绝的一件罕见的千佛袈裟披在他的身上呢？

但如果20窟真是太武帝的话，那么洞窟屡建不成，建了又塌，再建再塌，也许正应验了灭佛之人的因缘果报。当年的僧人和工匠，在坍塌现场发出惊恐的呼声，口诵佛号不绝的时候，内心也一定会这样想吧？直到现在，第20窟还是云冈石窟中唯一一座露天洞窟，主佛暴露在崖壁之上，虽姿态雄奇，但总归是无遮无盖，承受烈日、疾风和暴雨。导游们的解说词可以从中得到新的启发。当然，这是另一个故事了。

第8窟窟门西壁“五头佛”（韩鹏/图）

开放平台

云冈第6窟，是云冈石窟群中以富丽堂皇著称的一窟，学界普遍认为是专为冯太后开的窟，也被称为“佛母塔洞”。太和改制时的北魏正处在国力最为强盛的时期，这座洞窟修得雍容华美，极尽雕饰之能事。

2024年春天，第6窟搭起了作业平台，类似施工脚手架，文保工作者俗称之“搭架子”。搭架子对于石窟研究者来说是大事。大型洞窟日常很难看清上部细节，检查、修复也很难作业，只有趁其封闭搭架子的时候，各个部门才能深入洞窟，借助作业平台到其各个高度细查究竟：做考古研究的、做数字化采集的、做检护保养的、做修复的、复制雕像的、临摹速写的……云冈石窟日常游人众多，哪个窟搭架子，前后封闭多久，都需精密安排。有些重要洞窟，很多年才能搭一次架子。窟内有架子的短暂时间，对石窟文博工作者来说就是抢种抢收的忙月。

云冈研究院的孙波是在云冈工作超过20年的老文保人，他和他带领的文物养护团队长期摸索出了一套超过行业标准的方法。在四处都是文物、碰不得的千年石窟里，用横七竖八的建筑材料搭起一个安全有效的架子，还要尽可能地把每一层的画面显露出来，绝非易事。

杭侃来到云冈研究院任职后，把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学术风气也带到这里。第6窟是精彩的一窟，搭一次架子不易，他想尽可能地把观察调研的机会开放给更多研究者。这在行业内是极少见的，因为蜂拥而至的考察者必然会干扰洞窟内原本的维修作业计划，给管理带来难度。但杭侃觉得，云冈是人类文明的共同遗产，开放、活跃、不自封的学术氛围，从长线来讲，对推动云冈学的研究和发展是有利的，这是值得去承受的麻烦。

于是，在这一年春天，一拨又一拨考古专家、人文和历史学者、艺术家、美术学院的师生，分期分批，进入第6窟，分散在高高低低的每一层作业平台，临摹、测绘、观摩、拍照……孙波团队搭起的架子，经受住了这远超常规的人流考验。

日本筑波大学艺术学系的博导、长期从事中国佛教美术研究的八木春生教授，特意来到云冈，进入第6窟，爬上脚手架调研。他刚刚出版了他的新书《云冈石窟营造思想论——以最盛期第二期诸窟为中心》，而第6窟正是云冈最盛期第二期的代表。

第16-1窟，一眼望去，就看见北壁上面触目惊心的三个黑窟窿（韩鹏/图）

“我们研究者都非常喜悦和兴奋，能够搭一次全窟的作业平台。维修之余开放给研究者和从业者参观，等到下一次可能要很多年。抓紧看！使劲看！真的是非常难得的机会。”八木春生也是宿白的弟子，此前来过云冈三次，每次都是宿白为他写好介绍信。

八木春生回忆道，在日本，对每个学习考古乃至佛教艺术史的学子来说，云冈都是极为特殊的存在。他在1988年进入北大考古系进修，就把云冈作为田野调查第一站。为了节约，当时买的是夜班火车硬座。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空气里都是自由和振奋的味道。火车上挤满了人，走道上、椅子底下，甚至行李架上都是人……那是一趟信息量超标的旅行，到达云冈的感受也是一样。“当时云冈的基本保护和清理工作已经完成，但我实在太兴奋了，眼花缭乱，简直不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

1996年，学业结束离开中国前，八木再次前往云冈石窟作为告别。“那时候第5窟、第6窟这样比较特殊的窟已经围起来不让进了，也不许拍照片，所以我又专门去看了一下，希望最后留下关于云冈的记忆。”

2024年，他再次进入云冈第6窟，近30年的光阴过去了。这次难得能爬上架子，在工作平台的每一层，细考全窟细节，“我过去只是从明窗那里往里头看过第6窟，从来没有这么近距离地观察过，就发现了很多以前从没注意到的问题。”喜悦之余，八木春生不禁挠头，“可是，这次真正进到第6窟的每一层，近距离仔细观察，我发现自己以前写的论文里存在一些错误，所以现在很苦恼呐。”

第18窟，“昙曜五窟”之一，主尊身披一件罕见的千佛袈裟（韩鹏/图）

华瀛论辩

在云冈学的研究史上，曾有过一场重要的“华瀛论辩”——宿白先生对于云冈的研究方法和分期结论，遭到了以长广敏雄为代表的日本学者的反驳。

上世纪50年代，水野清一、长广敏雄两位日本学者系统地整理了他们从1938到1944年在云冈石窟所做的调查实测资料，完成了16卷32册大型考古研究报告，包括现场实测图和石窟现场拍摄的海量资料图片，在学界引起极大反响。讽刺的是，战败投降后的日本人甚至一度想用这项侵华期间的考古成果去申报世界和平奖。

1980年，长广敏雄撰写了《驳宿白氏的云冈石窟分期论》（以下简称《驳论》），对宿白发表于1978年的《云冈石窟分期试论》一文展开批驳。

长广敏雄发表的《驳论》，主要是针对《金碑》的来源、碑文本身和宿白的录文表示怀疑，认为不足采信，并对碑文中提出的十寺位置，以及某些洞窟的年代关系提出异议。

作为对《驳论》的回应，宿白于1982年发表了《〈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发现与研究——与日本长广敏雄教授讨论有关云冈石窟的某些问题》，详尽地论述了《金碑》等史料的可靠性，以及研究石窟寺考古时其他一些刻铭、文献的使用原则。

在宿白看来，日本学者的学术缺陷是比较明显的。他们偏重于题材考证，对石窟佛教内容的考察流于表面，包括对禅宗、密宗理解不足。最要紧的缺陷在于，虽然日本学者在云冈做了不少实地考察工作，但他们对天梯山、麦积山、敦煌莫高窟这些重要石窟都不了解，因此无法在源流脉络上对中国石窟寺产生整体性的认知。

在石窟寺研究领域，一直有着“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海外”、“云冈在中国，云冈学在日本”的尴尬。经过宿白与长广敏雄的反复辩论，日本学者最终承认了宿白的云冈分期：1990年，长广敏雄在《云冈石窟第9、10双窟的特征》一文的末段“注”中，终于承认：“从文献学角度出发，宿白教授的推论当无误，因而分期论也是符合逻辑的。作为‘宿白说’，我现在承认这种分期论。”

本土学者一举拿回了学术主动权，宿白也被公认为中国云冈学的实际奠基人和中国佛教考古的开创者。

“文物医生”孙波正在用针筒为石窟墙体灌浆（受访者提供/图）

国宝之泪

从明代开始，云冈石窟寂寂无闻，当日本建筑学家伊东忠太在荒山寂岭中惊见这满山神佛时，已经是1902年了。这一发现在《国华》杂志上发表后，震惊了世界。后来的法国考古学家爱德华·沙畹、瑞典汉学家和美术史家喜龙仁等研究者，都是因为伊东忠太的发现才先后来到云冈考察，并留下了大量摄影，成为今天研究云冈的重要史料。

世界范围内的声名鹊起，为云冈带来了危局。清末民初正值乱世，外国文物贩子与当地不法之徒勾结，很快把目标锚定这里。山西是文物富藏大省，也是盗窃猖獗之地。最典型的就是跟云冈石窟同属山西的天龙山石窟。上世纪20年代，在日本古董商“山中商会”驱动下，天龙山石窟超过240尊雕像被盗，破坏程度在中国石窟寺中最为惨烈。

杭侃作为文博专家第一次“出圈”是在2021年2月，流失海外近一个世纪的天龙山石窟第8窟北壁主尊佛首在除夕之夜亮相春节联欢晚会现场。杭侃任解说嘉宾，向观众介绍回归佛首的来龙去脉。

宿白（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图）

这是近百年来第一件从日本回到祖国的天龙山石窟流失佛雕。这件佛雕约在1924年前后被盗。而在同一时期，离天龙山石窟三百多公里的云冈石窟也经受着严峻的盗凿考验。云冈石窟被盗造像百余件。在今天的云冈，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些盗凿的痕迹。比如在第15与16窟之间的壁面，有一处长方形小洞窟，窟号为16-1，南壁已塌，洞窟的前壁也无影无踪，窟门、明窗，一概皆无，形成敞口。一眼望去，就看见北壁上面触目惊心三个大大的黑窟窿。

彼时的云冈无人看管，有些洞窟被附近老百姓当成猪圈羊圈使用，或被流民占为住所，在里面生火做饭。石雕的坍塌、剥落随处可见，残垣断壁间杂草丛生，一片荒凉颓败的景象。

因盗窃猖獗，当时的国民政府委派古物保管委员会学者常惠前往云冈石窟调查佛像被盗情况。常惠对照沙畹1907年在云冈拍摄的照片一一摸排，只要发现确系人工盗凿的，就在遗失位置用红漆标记编号，统计出当时共有96颗佛头丢失。这就是学界通称的“常惠编号”，也是云冈石窟文物保护列出的首份摸底清单。

整整60年后，1993年，学生时代的杭侃在云冈石窟调研，洞窟中还能看到常惠标注的数字，大多写在佛陀或菩萨头像被切割盗凿的地方，大红色漆，让人联想起血淋淋的伤口。杭侃没有想到，又过了将近30年，他会作为守护者和主政官回到云冈。在景区，有一次他偶遇常惠的孙女来云冈寻访当年爷爷的足迹。她告诉杭侃，爷爷当年也是来自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一条隐秘的命运之线，通过云冈，把这些不同时代、素不相识的人联系了起来。

1933年9月28日《北洋画报》发布的云冈石佛被盗消息（受访者提供/图）

先生往事

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创立于1918年，内设文、史、哲等学科。宿白便是在那里攻读了研究生课程，毕业后发现了《金碑》并开启了云冈学研究。后来，北京大学考古系从历史系中分立出来，宿先生成为北大考古系第一任系主任，从此开一脉学术之源。

杭侃回忆，当时北大考古系有四位大家公认的“先生”。宿白先生当然是其中之一，另外三位是研究旧石器时代的吕遵谔先生、研究商周史的邹衡先生、研究秦汉史的俞伟超先生。对其他教员，学生们一般就称呼“老师”或“教授”，只有这四位资历和学问都高出常人一大截，学生们恭恭敬敬地称他们“先生”。

杭侃说，宿白先生是他见过最为严谨、廉洁的学者，宿先生写信，如果是写私人信件，就绝不用有北京大学抬头的纸，而是自买方格纸。一张纸尚公私分明，其他可想而知。当时学生难得有拍照机会，趁外出调研，不免拍照留影。宿先生规定，一卷胶卷里面，只允许拍一两张人像，如果看底片，发现拍的不是文物古迹而是人，就不给报销。宿先生从不唠嗑，也从不浪费时间应酬，工作聚餐时，他吃完会礼貌地请大家慢用，自己便即离席。杭侃毕业前后，一些考古学生去了热门行业，比如古董拍卖或经商，混得风生水起，一时间人心浮动，但宿先生对他说，“大浪淘沙，一二十年之后，谁能沉得下心，那时就看这些人，一个社会一定要有人能潜心做学问。”

漫步云冈，在石窟群前右转，游人渐稀，步行数分钟，便会看到一座宁静的小院，那是宿白纪念馆。小院右侧的山坡脚下，立有“季康墓园”的石碑，拾阶蜿蜒而上，视野突然一宽，宿白先生的墓出现在眼前。

宿白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一代宗师”，是中国考古学会终身成就奖获得者。但他自己唯一认可的身份是“北大教员”，其余一概不提。“山间的小溪总是吵闹，浩瀚的大海从不喧嚣”，宿白喜欢这句藏族萨迦格言。现在，这句他手书的格言被刻在了墓碑上，黑色墓碑小小的。

作为中国历史时期考古学的开创者、奠基者和集大成者，宿白拓展了历史时期考古的多个领域，涵盖城市、墓葬、手工业、宗教遗存、古代建筑、中外交流以及版本目录等。考古学界戏称，宿先生一个人可抵“三个半教授”，赞扬他在汉唐考古、魏晋南北朝考古、石窟寺考古和古代建筑方面的学术贡献。宿白带出一大批杰出的衣钵弟子，如今开枝散叶，成为全国文博学界和文物管理的栋梁。考古学家徐苹芳、马世长；北大考古文博学院的严文明和李伯谦教授；创办吉林大学考古学专业的张忠培教授；守望敦煌半世纪，被称为“敦煌女儿”的樊锦诗……全都是宿白的得意门生。

2018年，96岁的宿白先生在北京逝世，他没有落葬在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北京，也没有葬回东北原籍，而是栖于他生前深情凝视过的武州山畔。就在他归葬云冈的同一年，他的弟子杭侃从北大调任云冈，继续陪侍先生左右，也像一种奇妙的缘分。

宿白墓（受访者提供/图）

文物医生

新中国成立以来，云冈石窟的保护渐渐步入正轨。1955年，云冈石窟成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由专职人员负责保护管理。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来云冈参观，蓬皮杜赞叹之余，发现石窟中遍布裂隙、佛像岌岌可危，表示法国愿意出资支持修复。周总理说，我们不缺钱，婉拒了蓬皮杜提出的资助。

“当时周总理问，需要多少时间能修完，文物部门估了一下，至少需要十年。周总理说，十年，太久了，三年吧。当时周总理已经病了，他希望能快一些。”杭侃说。

随后三年，国家文物局组织力量，对濒危洞窟和造像进行了大规模抢救加固，基本解决了洞窟的稳定性问题。20窟大佛和东立佛腰部出现的页岩蚀空带，就是在“三年保护工程”中被填补起来的。抢救性工程结束后，这场修复的长跑仍未停止，“实际上，这项工作一做就是半个世纪，直到2022年才正式做完。”杭侃说。用文保人的话来说，“载体”的工作基本做完，接下来保护的重点转移到了文物“本体”上。

孙波一直记得，在2015年，5号洞窟突然出现落石。为安全起见，云冈研究院第一时间关闭了洞窟，上报市文物局，并且在窟内搭工作架，着手做现状调查。“那件事情之后，我们开始对石窟进行预防性保养措施——不是保护，是保养！此后一年里我们会用将近10个月，去对石窟进行有目的的保养，发现和排除脱落风险，这个在全国石窟寺里面，是走得比较前的。”

孙波说，文物保护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尽少干预”，人不能替文物下判断，得让文物自己说话，“云冈现在所有的新型检测手段，都是让沉默的文物自己开口说话，说清楚自己哪儿疼了，需要什么。”

在云冈，时常可以看到一种特殊的白色面包车，车身上写着“文物保护研究移动实验室”，那是“文物医生”出诊的救护车。孙波介绍，以前给文物“诊病”，也像给病人做活检一样，需要取样拿回实验室做分析。每次取样，内心都很矛盾，哪怕再小的样，对文物也是一种破坏。但现在，很多检测设备实现了轻量化、小型化、便携，直接进入洞窟，现场检测，把对文物的干扰降到最小，移动实验车还可以监测周边环境，被称为“文物的移动医院”。有需要“出诊”的情况，文保工作者开上这个车，拎个箱子就去了。

在云冈，许多大型造像身上布满密密麻麻的小窟窿。这些窟窿间距相等、形状规则，一望而知是人为钻凿的。这是清代的修补痕，当时补塑佛像的方法，先在佛像身上打满等距小孔，嵌入木桩，然后缠麻，固定敷泥彩绘。等于以石雕为胎，外面再裹一层泥壳。本是出于善念，却对北魏石雕造像造成了永久不可逆的伤害。如今，泥皮开裂脱落，木桩槽朽，佛像身上留下了千疮百孔。

有些洞窟至今能看到清代的包泥造像，因为被包裹过，雕像的头脸身形都胖大了一圈，不复北魏石雕的灵动刚健。清代重青重彩的甜俗审美，让彩绘部分也很难说美观。比如第6窟的中上部，有些佛像的外层包泥脱落了一半，露出内层北魏造像风化后的残损容颜，有时甚至会出现“半张脸在北魏，半张脸在大清”的尴尬局面。

对于这种情况，云冈的修复原则是维持现状，既不把清代包泥剥除，恢复成北魏原貌，也不会为了追求造像的完整美观，去把清代已经脱落的那一半修复。美是主观的，不同时代美的标准不一样，审美并不是文物修复师要考虑的原则，他们的原则是尊重历史原貌：里面那层北魏，固然是历史，外面那层清朝，也同样是历史。

山西省文博系统曾在2014年组织过一次培训，请来了意大利资深文物专家给本土文保工作者上课，培训阵容强大，来了十几位文物修复高手。意大利艺术源远流长，不仅是欧洲文艺复兴的巅峰福地，更拥有古希腊、古罗马、庞贝等大量历史遗址、遗存，形成了门类齐全、经验丰富的文保及修复体系：陶器、石雕、青铜、瓷器、玻璃器、金银器、湿壁画、油画、古纸本……无不擅长。能参与意大利文物修复专家的培训班，哪怕是短期的，对于文保工作者来说，也像是参加了一期“黄埔特训”。

孙波对那次培训记忆深刻。意大利老师示范清理一幅古代绘画，预案做得非常合理，操作手段也精妙。清理完毕后，画面上的污染物全部被移除，恢复了清晰的原貌，但是意大利老师特别向他们展示画面隐秘的一角，那里保留了窄窄一长溜儿没做任何处理，依然停留在混沌、污浊中。

“当时我们特别不理解，明明有能力全部做完，而且做得那么好，但人家不做，为什么？”

孙波说，他后来才明白，对文物的修复处理，也有点像人生岔路口，“你选择走了这条路，你就没办法知道那条路走下去是怎样的。”意大利人在与古代器物的漫长相处中，学会了留一条机会之缝，让未来之人得以窥见：那条路原本的面貌是怎样的，如果此次修复没做，那条路后来的面貌又是怎样的。

现在世界通行的文物保护和修复原则中，除了“尽少干预”这一原则之外，还有更重要的一条：所有干预，必须是可逆的。这意味着如果未来发现曾经的修复手段并不合理，或者未来随着技术发展有了更好的修复材料，那么所有已经做过的修复，可以被无痕移除，而对文物本身无损。像云冈石窟这样超越千年的历史遗存，很多修护手段的优劣得失，不是一代人的生命周期能够观测得到的。未来的时间长河里，一代一代文物保护者将不断回视来路，让时间来检验当初的技术手段是否正确，并始终保有调试和修正的可能，为未来更优化的解决方案留足空间。

1973年，周恩来总理陪同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参观云冈石窟（受访者提供/图）

拼图解谜

云冈石窟不以壁画见长，但地处山西这样的文博大省，云冈研究院在壁画修复方面的水平依然是非常领先的。

走进云冈研究院的壁画修复实验室，修复师们正寂静无声地忙碌着。他们不理会来人，只顾端详自己眼前的画面，时而转头凝视身边塑料框中的碎片，从中辨认信息，确定位置，再把这些大大小小的碎片一一拼贴到画面相应的位置上。

他们正在作业的是一组北魏时期的墓室壁画。云冈文保公司的副经理戴宇翔介绍，一进这座北魏墓室，就发现壁画残损非常复杂。一般来讲，墓室内壁画坍塌，掉落在地上，提取碎片的时候，是连掉落位置都要提取的。不同的掉落位置，可能恰恰反映出它在壁画上原来的位置。但这个墓葬甬道东壁和西壁的壁画全部脱落，甬道较窄，于是两幅壁画脱落在地上后完全叠在一起。

但修复工作者依然试图在这堆混乱中建立一点秩序。“我们采取网格状划分，逐层按网格提取，碎片最密的地方，一个网格里面我们提取出来9层，因为它们掉落的时间点不一样，我们就要在后期工作中把它们尽量分开。”

拼图工作相当烧脑，也会有狂喜的瞬间，需要极大的耐心和定力，对抗长时间进展甚微带来的沮丧乃至绝望。一个熟练的壁画修复师，平均一天只能拼出四到五小块。已经拼出来的部分颇多看点，生动展现了世俗生活和劳作场面。壁画上的小人儿毫无悲伤情绪，相反，她们喜气洋洋忙忙碌碌：耕作、纺织、舂米、出行、炊煮、杂耍……忙着要为墓主人在另一个世界里继续构建热火朝天的生活，这也成为研究北魏民俗的风情画卷。

他们接手的这座墓葬颇具特殊性，它保存了迄今为止所发现的北魏时期最为完整的一口漆棺。漆棺宽度跟墓室甬道几乎相等，这引发了对落葬方式的不同猜想。一种认为，墓室建好之后，棺材是从甬道推进去的，另一种说法则认为，是从墓室顶部把棺材吊下去，最后再进行封顶。

两方意见相持不下，但随着戴宇翔和同事们修复工作的不断深入，答案渐渐水落石出。“当我们拼完这幅甬道东壁壁画的时候，在壁画上沿，清晰看到一条蹭痕，正好跟漆棺一角能完全吻合。所以，当时是墓室建造完毕，绘制好壁画，然后再把棺材顺着甬道推进去的！我们就等于把当时的墓葬过程给解密了！”

2025年4月15日，云冈研究院历史与民族融合研究中心工作人员王雁卿（左）和马俊宇在云冈石窟进行考古调查（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图）

数字云冈

从2015年开始，云冈研究院加快了数字化的进程，开始招兵买马，增速扩容。测绘学硕士李丽红2016年来到云冈的数字化保护中心，恰好见证了云冈数字化从起步到发展壮大的过程。

李丽红说，2016年，她刚到云冈的时候，云冈石窟的数字化采集设备已经能达到毫米级，实际操作中能实现3-5毫米的精度，在当时已经算是很大的突破。后续随着数字化技术的不断进步，开始进入亚毫米精度，能实现0.5毫米的精度，而现在已经达到了0.03毫米。每一次测绘精度上的突破，都意味着技术的迭代。

刚到云冈石窟的时候，李丽红记得最先采集的洞窟就是第5窟，当时用的还是“笨办法”，因为体量和难度极大，当时就没能做完。后来采集第11、12、13窟，这三个洞窟彩绘繁复，全靠人工一张张照片贴过来。近几年，采集速度显著提高，比如第21-29窟，9个洞窟仅用了20天的时间就采集完成。“去年游客忽然在21窟上面自发形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那一块游人特别特别多，我们只能抓紧时间赶快采。”

这个“网红打卡地”，是网友奇思妙想的“借位拍摄法”。爱玩的青年人发现，只要选好角度，就可以利用视错觉，实现跟佛祖隔空击掌、比心、托腮，甚至有人隔空给佛祖递了一杯奶茶，佛祖与愿印的手势，看起来就像在伸手婉拒。一组组令人捧腹的创意摄影在网上疯传，引来更多跟风者。有人会质疑，这种玩法是不是对佛祖不够虔敬？但孩子们善意的亲近也好，没大没小的狎昵也好，照片里的大佛一律报以永恒不变的微笑——一千五百多年了，大佛什么没见过？

游客的不断涌入，意味着可供数据工作者作业的时间越来越紧张。李丽红和她的同事们，过去都是利用淡季开展采集，“我们现在的烦恼就是，云冈石窟一年到头都没有淡季了！”

云冈石窟的砂岩质地几乎每时每刻都在风化掉落，保护和修复虽然能起到一定的延缓作用，但改变不了岩石本身的质地。“数字化工作就是跟时间赛跑，我们做得稍迟一点，它表面的掉落和变化就会多损失一部分内容。”李丽红说。

云冈研究院的韩鹏对此深有感触。作为雕塑家，韩鹏的工作重点是云冈石窟的雕像复制。在他的电脑里，存储着近十万幅云冈摄影作品，每次他回看和复盘这些照片，都能明显地在图片上指出那些前后对比：比如38窟。38窟开凿在距离地面两米的外崖壁上，洞窟面积有限，也无法开放。但这座洞窟却是云冈晚期雕刻艺术的代表性洞窟，是一位父亲为他的亡子所造。这座洞窟出现了云冈极为罕见的涅槃题材：释尊安然侧卧，五名弟子披头散发、痛不欲生。题铭石两侧，各有一幅“橦倒伎乐图”，是非常独特的杂技场面，此外，还有音乐树、雕鹫惊怖、阿难入定等浮雕，满窟赤色的彩绘，颇有看头。但近些年来，浮雕和彩绘日趋风化，变得模糊黯淡。

无论是在敦煌、在云冈，都能听到同样的说法：石窟终有一天会消失。在佛教的世界里，成、住、坏、空才是世间法则，但这并不影响敦煌人、云冈人，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石窟寺工作者守护的决心，这也是一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这些文明遗存历经千年劫难，依然带着它们动人心魄的美存续到今天，今天的人就要尽量留住它在今天的样子。

云冈研究院专门请来测绘界泰斗级人物李德仁院士，展开现场调研。从2021年开始，云冈数字化中心与李德仁院士所在的武汉大学合作，对这几个难度超标的洞窟展开有针对性的采集方案研发，预计将在2030年完成整个云冈的全部数字化采集工作——物质易朽，数字化可能是人类迄今为止能找到的最接近永恒的记录方式。

戴宇翔在云冈研究院壁画文物修复室内修复壁画（受访者提供/图）

文物赋能

在云冈的数字化保护中心，一台无人机正在进行3D打印。打印机后方储存着细丝状的耗材：一种提取自玉米秆的PM高分子原材料，仿似一盘擀得颇为精细的山西面条。机器带动细面条左右环绕，喷头瞬间喷射出200摄氏度的高温，把细面条融化，由下而上一层层绕动打印。一尊微颔的佛头，下巴已经出现，打印机正一圈圈地打印嘴唇。渐渐地，佛陀唇间有了微笑的表情。

3D打印和VR技术，是目前云冈数字化工程最常见的两种实际应用。为了让云冈石窟实现异地巡展，云冈人实验性地为第12窟做了整窟3D打印。打印出来的洞窟被精密拆分成842块，可以像积木一样拼接。不做展览的时候，它能被拆解分装在8个集装箱里，方便物流运输。这个可收纳、可打开的云冈12窟，第一站在上海宝龙美术馆，第二站就巡展到了深圳美术馆。北方劲朴的洞窟瞬移到了南中国，不可移动的文物，变成了可移动展示的实景。

另一个极富魅力的应用是云冈的VR体验。戴上VR眼镜，人瞬间漂浮起来，置身昙曜五窟中的第18窟，往下看，一朵金色的莲花在脚下，把你稳稳托起，而大佛就在你面前。这是你在现实中永远无法实现的观看角度——在真实的洞窟里，即便是身材最高大的人，也只能肉眼平视佛祖的腿足，而VR把你直接托举起来，你依然是渺小的，但是升到了佛祖的胸口，那双慈悲低垂的眼睛正望向你，那个微笑也非你莫属。脚下的莲花跟随你移动，有一种步步生莲的感觉。

在一千五百年多年前，皇帝都不曾拥有过这样的360度无死角的高空全域视野。帝王也只能站在地面上仰视。但那些一斧一凿刻出佛国世界的工匠们，倒是有福，劳作使他们得以近距离端详摸索佛陀的脸庞。

云冈石窟的下一步计划是在景区建设VR体验馆。“我们的技术手段已经可以实现十多个人同时参观并在VR里互动，包括一些好玩的互动特效，比如你可以伸手去摸佛像和岩壁——这在现实里是绝对不允许的——在虚拟现实里，你不但可以摸，还能看到砂岩颗粒。因为触摸，金黄色砂粒从你指缝里往下滑落。甚至信众还可以在洞窟内虚拟点香，在烟雾缭绕中许愿……设计都不复杂，后续有需求，我们随时可以用数据开发。”李丽红说，仅仅站在洞窟内的地面甚至窟外，精彩细节必然挂一漏万，VR可以弥补这种缺憾，也会大大减少洞窟内的人流压力。

2025年4月16日，在云冈研究院数字化保护中心展厅，工作人员王娜展示一款3D打印的佛像模型（新华社记者 杨晨光/图）

AI赛道

用人工智能介入云冈石窟的考古学研究，是云冈的一项新尝试。按云冈研究院文物保护科技实验室乔尚孝的话来说，“现有材料下，很多问题已经研究得挺清楚了，剩下没研究清楚的，可能就是靠人力研究不清楚的了。”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教授马世长，也是宿白的弟子、石窟寺专家。他做过一项系统性苦功：统计敦煌莫高窟的造像比例。因为他意识到，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美学特征，比如佛像的身形比例、衣纹特征等，如果有统计数据，就可以归纳出规律，形成断代分期的参考。传统的方法是用尺子做测绘、记录。统计完一个洞窟，马世长就意识到，这将是一项海量工程，即使敦煌的数百个洞窟能全部统计完毕，拿到数以十万计的数据，他也无从下手。

而这恰恰是AI最擅长的领域。人工智能可以启动强大算力，分析和归纳海量数据，合并同类项，对比差异项，寻找规律，形成观点。

“云冈的数字化采集非常尖端，AI这一块的发展也非常快，我们处理的参数量都是上亿乃至十亿级的，并且还在不断进步。”乔尚孝说。

比如他们正在重点研发的第39窟聚类分析项目。千佛在云冈是一个常见题材，千佛中的每一个小佛都是由工匠人力雕凿出来的，不同的工匠有不同的雕刻方法，这决定了他们雕出来的千佛，乍看密密麻麻都一样，细看则各有区别。这时候，就可以用AI算法在海量数据中提取特征，从而归纳出规律。

这就可能带来很多考古学的新成果。仅是一方刻有千佛的窟壁，就有可能分析出：工匠分几组？施工的顺序和进度是怎样的？他们各自的匠作工艺如何？中间是否出现“打破关系”？“打破”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存在时代更迭？……AI大踏步介入，考古学的未来打开了想象的天空。

乔尚孝在博士期间的研究方向是科技考古和材料研究，2022年来到云冈。录用电话是杭侃给他打的。在电话里，杭侃向他聊起自己规划中的云冈石窟，以及云冈学研究未来应有的面貌。那个未来把乔尚孝迷住了，“我当时听着电话，心里就想我其他地方哪也不去了，我只想回云冈。”

他如愿回到了他母亲出生的地方。小时候，乔尚孝就常听妈妈说起，她出生在云冈镇，离石窟直线距离不过几百米，可以说就是生在大佛脚下。在云冈环境整治工程期间，小镇被整体搬迁，但妈妈还是经常带他回去看看。在他的童年记忆中，大佛一直存在，这位“90后”云冈人说，介入AI的领域，等于要重新自学一门专业，但他跟云冈注定的缘分，这辈子是解不开了。

作为雕塑家，韩鹏的工作重点是云冈石窟的雕像复制（受访者提供/图）

何名云冈

一千五百年前，人们虔诚发愿，要在灵山巨岩之上营造出一个盛极的佛国，这是人的信仰，人的工程。到今天依然如此。云冈留下了神性的容颜，讲述的却是人的故事，呈现的也是人的事业。有些人在历史上留下了名字，更多的人没有，这些具名者和无名者试图以自己短暂的一生去连接永恒的努力，聚合起来，最终缔造了云冈。满山遍野大大小小的神佛、菩萨、天人、力士、飞天、供养……密密麻麻的形象，折射的都是人。人是万物的尺度，亦是文明的核心。

是人的温度和悲欢，让云冈穿越历史，呈现出今天的面貌；也是人的努力和持守，决定了云冈在未来可能的模样。

云冈之旅到了尾声，让我们说回最初那个疑问：云冈，这个极美的名字，起于何时？起于何因呢？

史书中遍寻不到答案。目前已知最早出现“云冈”二字，是在明朝嘉靖年间的碑石刻文中，当时石窟寺顶部的山岩筑有夯土堡垒，属边防要冲，被称为“云冈堡”。

“我猜，最早给云冈命名的，是个有着琴心剑胆的人，他多半来自南方。”杭侃说。这个名字流露出浪漫的诗性，也有戍边卫国的英气，在他的想象中，一个集书生与武士、仕子与征人于一身的人，才拟得出这样精准勾勒风物、托景言志的好名字——此处有山，山上有云。彩云流变易散，山冈坚牢耐久，“云”与“冈”两字相叠，便将流逝与永恒相并峙，是有大胸襟者，方有此手笔。

又是一个没有留下名字的人，为云冈留下了这个好名字。

如云流变，如冈持守，云冈的名字便如同云冈的命运。它默默经历千年光阴，一代又一代的人见证了这流逝和永恒，并将继续陪伴守护它进入下一个千年。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蒯乐昊

责编 周建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