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正月十二那天我来到武汉/陈艳萍

十大品牌 2025年10月03日 15:16 1 cc

一九八五年正月十二那天我来到武汉

陈艳萍

这么多年来，无数个时刻里，不管我在哪里，不管手头在做着什么，总是突地想起洪山，街道口，石牌岭，马房山那一带。这几个地方，接下来，我就统称“洪山街道口”那一带。

我想起这一带时，脑海里就会呈现一个图形，我在那一带活动的区域所形成的图形。不知道怎么描述，干脆这样描述吧，一个“山”字，不要中间的一竖，那就是半口形。底下的横线，是洪山到街道口这段马路。左边的竖线，是街道口到马房山的这条路。右边的竖线，是洪山到石牌岭的这条路。

这个图形，很规则。横线很直，两条竖线绝对平行，还均有一个坡。那六年里，我就在这个图形里迁徙，在这个图形里行走，在这个图形里成长，在这个图形里憧憬。一直到六年后，我离开这一带，离开这个图形。

想起这个图形时，总是以为，自己在这个图形里呆了很长时间，也或十几年的样子。但掐指一算，其实是六年。六年，在一个人的一生里，不算短时光，但比我潜意识里直觉的短。

离开后的这么多年里，从来没有特意去故地重游过。偶尔坐车经过那里，看着那一带，眼神就会很贪婪。自己的眼神自己怎么会知道呢，当然是知道的，眼神是心底的表现形式。有些地方，你太思念它，反而并不想去看。坐在车里一晃而过，又有些遗憾，看到的太少。

这个半口形，今天还在。只是那两边的竖线，变直了。也就是说，没有坡度了。

我活动在这个图形之下的那几年，是我人生最美好的时候。我怀想这个地方，也是在怀想那段岁月。

三十多年前的一天，父亲回到老家，接我来武汉打工。记得那个时候，还没有“打工”一词。但到底是怎么说的，我也忘了。只记得自己特别欣喜，仿佛会永远地摆脱乡村，成为大家羡慕的城市人。

很晚了，爷爷奶奶还睡不着，他们半坐半躺着和爸爸说话。我从襁褓起就跟着爷爷奶奶一起生活，虽觉得出去打工是好事，可以减轻家里的负担，但毕竟太小了，又是女孩，他们不放心。细细碎碎地交代爸爸要照顾好我，直到爸爸那头发出一阵一阵鼾声，爷爷奶奶才忐忑着睡去。

第二天清早醒来时，爷爷奶奶已为我备好行李。一个布袋子，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几本书，几张照片，还有煮熟的鸡蛋和过年的炒米。送我出发的路上，他们一边走一边停一边叮咛，要听话，好好工作，到了写信，放假回家。

故乡小镇的车，停在汉口的前进二路。一下车，就闻到一股不同于乡村的气息。那气息，不好形容。市井的，生机的。下过雨，又是清新的，湿润的。也没走多远，就来到了轮渡码头。岸和船，由一条条铁板链接，走在上面晃晃悠悠。我怕掉进江里，伸出手，扯紧父亲的衣服摆。那是我第一次坐轮船，且是在江里航行的轮船。江水流动得很急，翻起的浪花犹如一只只戏耍的白鹅。

即将离开老家时，或许有几分欣喜。现在到了大城市，欣喜感反而越来越少，更多的是忐忑，恐惧，惆怅，患得患失。父亲为我找的工作，是在一家小学旁边的商店里站柜台。这是一家综合商店，经营烟酒副食百货文具等。

那一年，我只有十四岁。附近的阿姨们来买油盐酱醋，看见这么小的女孩站柜台，就问我，你有多大啊，我伸出一个巴掌，转一转，说十五岁。

张阿姨是柜长，她女儿英子没考上大学，在武大读自修，也在商店上班。我第一次看见英子时，就迅速把她和我小时候在邻居赵伯伯家的穿衣柜上看见的那张画儿联系在了一起，我觉得那张画上的女孩就是英子小时候。

女孩子长大了，变成了英子。秀芝头，一件藏蓝色的英伦款式毛呢大衣，腋下夹着书本，就像是从电影里走出来的艺术形象。

张阿姨从不袒护自己的女儿，相反，总是表扬我，批评她。那年三月，武大樱花盛放，英子带着她妈妈，带着我，去武大看樱花，还给我拍了几张照片。

没过多久，这家商店又来了一位女孩，名叫慧慧，她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女孩。她的美，是西方的。曾经考上武汉话剧团，家人不让她去。她来了后，来买东西的男青年变多了。有的人是为了追求她，有的人只是想进来欣赏她的美。她比我大几岁，把我当妹妹。她的家在红钢城，周末回去的时候，她带着我。

她的爸爸妈妈是武钢人，从唐山来，家里的馒头蒸得好。后来，晴川饭店招工，慧慧去考。考上了，她就离开了这家小商店。她给我写信，让我去晴川饭店玩。我去二十二楼找她，她给我准备着蛋糕和冰淇淋，正准备吃，部门经理要来检查工作，慧慧赶紧把我藏起来。

我离开那个半口形之后，走进了婚姻，去了武昌的另一个地方。有一次，和爱人去江汉路逛。在一个巷子口，我遇见了慧慧。和一个男孩在一起，那应该是她的男友或者爱人。男孩电影明星一般，和慧慧很般配。她看见我，吃了一惊，我看见她，也吃了一惊。我说，慧慧，你住在哪里，她说在汉阳拖拉机厂的家属宿舍，让我有时间过去玩。然后，我们一别而过。

这家店，还来过一位女孩，她是这家商店所属的公司总经理的女儿，名字叫蒙蒙。和我一样大。父亲是大学教授，下海经商。母亲在科学院做研究，下面有一个弟弟。她毫不恃宠而骄，相反还特别特别好。

那时候，我们经常去洪山公园的宝通禅寺玩，爬洪山宝塔。那个年代的洪山宝塔，是残垣断壁，我们真的是爬上去，双手双腿并用，一身泥灰。站在那最高处，可以鸟瞰武汉锅炉厂的全景，可以看不远处那个军区大院的全景，看施洋烈士墓那边，看丁字桥附近。至今，我还保存着她和我的合影。一棵大树，我们从不同的角度环抱。脸上的笑，只属于那个年龄的好。

一晃三十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忘记这几个女孩，我总想，怎么样才能找到她们呢。我知道，再也找不到她们了，不可能找到她们了。

真的想找，其实还是可以找到的吧。不过，即使能找，我也不打算找了。就像那个半口形，即使能随时去看但也不去看了。这几个女孩也是，找到了会比不找损失更多。

我还和李老师家的秀秀好，秀秀是黄陂人，皮肤黑黑的，一副俏皮灵动的模样。李老师是她的伯父。李老师是体育老师，没有找一个女人走进婚姻，把秀秀这个侄女接过来当女儿。

我不记得是怎么和她玩在一起的，只要她在家，而我也有时间，就去她家玩。那一段时间，有人给秀秀介绍男朋友。关于男朋友的一些事情，她总是说给我听。一个间隙，我们正聊得起劲，听见李老师的声音，小陈，小陈，你奶奶来了。我一惊，跑到门口，不仅有奶奶，还有姨爹。

奶奶担心我，听姨爹说想来汉正街批发雨衣，他们就结伴来看看。我问奶奶怎么找到的，奶奶说鼻子底下就是路。我还太小，没有经历过这些事，不知道怎么安排姨爹过夜。李老师说，可以住旅馆。最后，还是李老师带着姨爹去对面那家旅馆，办理住宿事宜。

安顿好姨爹后，我和奶奶去汉口找父亲。走到车站，十五路车来了，或许是人小不懂事，也或是喜欢走前面的习惯使然。没想到护着奶奶先上，而是自己捷足先登。还没等回身站稳，车就发动了，而奶奶还未上车。我吓傻了，本能地对着司机连喊了几声：“奶奶还没上来，奶奶还没上来。”

车下，奶奶焦急地跺脚拍门，满脸绝望的愁容，说着周围人听不懂的家乡话。已是傍晚，也或者我的喊声不够响亮，司机硬是没有开门，扬长而去。着急的我在车上边抹眼泪边踮起脚尖从后窗张望。只见奶奶夹着包袱，一路小跑着追赶汽车，一只手不停招着。

一站路，两三分钟。那天，好似过了几年。我不停地胡思乱想：奶奶丢了，再也找不到。奶奶急出病，晕倒在路上。越想越急，越急越怕，就好像灾难真的来临般痛苦万分。所幸洪山站前面是付家坡，两站之间是一段直路。车一停下，跳下去往回跑，远远看见奶奶，大声喊她。等我们互相拉着手时，哭了。委屈。心酸。绝处。逢生。

过后，心里庆幸地想，幸亏没让奶奶先上。倘若我被留在车下，而奶奶不知道怎么下车和我汇合，那后果将会更可怕。

离着这家商店不远的地方，有一家餐馆。那时候，餐馆不是个体户，而是单位。那家餐馆，早餐品种很齐全，工作人员全是中年妇女。我就是在那家餐馆里，品尝了热干面，面窝，糯米鸡，烧梅，汤粉等武汉特色早点。离开那块图形后，我极少在外面吃早餐。现在，当我回味武汉特色早餐时，依然是那家餐馆的味道。

这家商店所隶属的公司就在小学后面的一座院里，公司里有一个打印部，当时还没有电脑，字真的是一个个敲出来的。负责敲字的女孩叫月珍。她是武汉郊区人，很白，微胖，话不多，对我好。我在商店下班后，就去打印部加夜班做装订。有没有加班费，我不记得。很多人在一起，边工作边说笑，很好玩。

突然一天，月珍姐悄无声息地走了。我问，大人们支支吾吾，说不知道她去哪里了。过了些时日，我才打听到，她出家了，就在大东门的长春观。那个时候，我并不明白出家的意义，只是按照世俗所认为的那个意义去理解，和别人一样想当然地以为月珍姐谈了男朋友，男朋友们抛弃她，她万念俱灰，去当尼姑。

打听到月珍姐在长春观的僧号后，我去找她。那日，在一位尼姑的带领下，我穿过蜿蜒的小路，直走到长春观的深处。月珍姐从一间小房出来，深宅后院修行，皮肤更白了，人瘦了。她恬淡地笑了笑，并没有和我多寒暄。告辞出来，走到车马喧哗的马路上，恍如隔世。后来，再也没有月珍姐的消息。

骑自行车这种技术活，我学的特别慢。起先是在家乡的稻场。自行车稀罕，伙伴偷偷推了爸爸的自行车去骑。每每他累了，我们一个个才轮流上去踩一圈。二人一组。一个在后面扶，一个歪歪扭扭骑。离开家乡时，我还没有学会骑自行车。

商店的后面，是学校的操场。秀秀正好有一辆女士自行车，我想接着学骑自行车。开始，秀秀扶着我蹬，看我总也学不会，她不耐烦了。但此时，我却上了瘾，觉得非学会不可。现在想来，那是我唯一很狂热地做过的一件事。后来，再也没有那股劲儿了。

我是在摔破了几次膝盖后，划着划着突然骑上去的，一阵风一样骑了好远。学会没多久，正好有一个熟人要卖掉自己的一辆旧自行车。那年月，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四十元左右。我花了三十元，买下了那辆六七成新的女式自行车。

没过多久，我也要离开这家商店了，不是人家辞退我，也不是我另谋高就，而是这家商店倒闭了。准确说，是后面的公司垮掉了，商店也就跟着关门。我没有走远，依然在那个图形的下面一条横线上。在小学的斜对面，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那是一家夜间补习机构。那个年代，一些在职人士想考电大，成人自修之类，就会选择这样的机构补习。

那段时间，补习机构正需要请人贴招生广告，自带自行车者优先。我正好失业，也有自行车，也就如鱼得水一般地去了。白天里，我们熬好浆糊，专等晚上，骑着自行车去贴广告。北风呼啸，行人稀少，我们几个女孩，骑着自行车，游击人员一般偷偷摸摸，往电线杆上，临街的墙面上贴大大的招生广告。从洪山出发，一直贴到关山。

这个工作，其实是骑着马找马。不久后，我在马房山附近的一家商店，找到了一份临时的营业员的工作。对，我想起来了，那个年代，不说打工，而是说做临时工。

英子啊，慧慧啊，蒙蒙啊，在那家商店里，她们都是做临时工。对于她们这种有城市户口的女孩，最终一定是要找到正式工作的。我那个时候，最大的渴望，就是能找到一份正式工作。但那是不可能的，除非我有户口，也或者是大学或者中专毕业。可惜，这两样，我都没有。所以，我只能空想。

我骑着那辆自行车，从洪山出发，沿着那条大马路，转入前往马房山的那段上坡路。坡度不小，力气小点的人，大冬天蹬一身汗，自行车歪歪扭扭如蛇行。我的技术不行，又拖着行李，只得下来推。

这个地方，是两所高校的商业区。那个时候，文学吃香。小小一条马路，竟然有好几家书店，也或者说书摊。门脸儿都不大，里面摆着书架，是正儿八经的图书。门口支着摊，摆着各种杂志。

就是在这其中一家书店里，我接触到了《读者文摘》，《青年文摘》，《幸福》，《爱情婚姻家庭》，《知音》等杂志。其中，我最喜欢的是《读者文摘》，期期必买。通过杂志，逐步进入阅读世界，千方百计找一些书读。

那个时候，大家都很喜欢琼瑶，而我，本能地排斥，我觉得那内容虚假得近乎无聊，我肯定是找不到那样的白马王子的。我喜欢三毛，在这家小店铺里，买了一本三毛的文集，一直保存至今。在三毛的书里，我知道了人可以去流浪，而恰好，切合我的内心。从此，一个流浪的梦想就埋在心里了。昔在，今在，永在。

就是在这个半口形的左边一竖里，我享受到了文学的美好。一次去朋友的宿舍玩，她有一本外国小说集，里面收录有法国的《小王子》、谷崎润一郎的《春琴抄》，圣比埃的《保尔和薇吉妮》等。我想看，就借了，后来，没有还给她。三十几年了，它跟着我从那个图形里走出来，尔后又随我搬过几次家，现在，放在我的书架上。偶尔，我会抽出它来，读几篇，想起些往事。一本书，也有它的际遇，和人一样。

会骑自行车，也有自行车。休息时，我会骑着自行车去街道口逛大书店，去武大伯爷家做客。那一片，是大学区，我经常出入那些高校，感受着学院的氛围，看着来来往往的男女学生，无比怅然，无比惭愧。那是一个读书能够改变命运的年代，而我却在最该求知的年代走向了社会。

那天，我兴高采烈地骑着自行车，从马房山去街道口买东西。那是一段下坡路，越骑越怕，正好看到前方有一块砖，不知如何避开，竟然惊叫着冲过了砖块，撞向了一位行人的后背，连人带自行车倒在地上。

赶紧爬起来，慌得要命。心想，这怎么得了。撞人的医药费怎么办？万一伤得重怎么办？万一人家打我几下骂我几句，该如何应对？

这是一位五十多岁的男人，带着眼镜，斯斯文文，样子像是附近高校的老师。猝不及防的他遭到袭击，吓坏了。反应过来后，既没发脾气，也无指责，拍拍衣服笑笑说，没事，小心骑。随后，大踏步走了。

托尔斯泰的女儿在《遥远的回忆》里说，托尔斯泰很喜欢运动。当自行车流行的时候，他也弄到一辆去广场上骑。他说，只要我前面出现障碍，偏偏就会有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使我的车子朝他冲去，最后准保撞在上面。由此，托尔斯泰经常反问自己，这是一条不可抗拒的规律吗？越是想躲开它就越把你吸引过去。

我一直以为是技术问题而撞上砖块，撞上行人，看来不全是。有时，是一种执拗的难以回避的心理暗示作祟。

后来，我又从马房山转到石牌岭去做临时工。

洪山到石牌岭这条路，街道口到马房山这里路，也就是半口形上的两条竖线，“双胞胎”一般，平行着，近似着。但它们稍有不同。马房山，被高校围绕着。而石牌岭的周围，是几所中专院校。绿化方面，石牌岭这边更好。

这个时候，我骑行最多的一段路，就是石牌岭到洪山邮局附近这条路。也就是现在的中部战区总医院对面，亚贸隔壁的那条路。

放《红高粱》那年，正逢三八妇女节，一位阿姨把她的一张电影票给我。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先去付家坡附近办点事，眼看放映时间到了，就往洪山电影院赶。洪山电影院在街道口和广埠屯之间，我必须经过那条走了无数次的，也就是洪山往石牌岭去的那段上坡路。这次，我不上坡，而是穿过这个路口。

又上坡，又转弯，经过这里的人，不论是自行车，还是汽车，都会减速。我胆小，更要减速。这时，正好有一辆微型面包车经路口转弯去石牌岭，或许是我的车速减得太慢，在这关键时候，自行车竟然往一边倒去，我随之倒下，腿正好伸在面包车底，后轮从大腿压过。

我并没有感到多痛，但是很害怕，大哭起来。路人们纷纷围拢，唏嘘不已。有一个人说，对面就是医院，赶紧把这个小女孩送去。这么小的孩子，腿断了，将来怎么生活。

司机是年轻小伙，吓懵了，准备搀扶我去医院。我说不用，自己能走。对面是医院，而且是大医院，就是现在的中部战区总医院。那天，也是巧，医院拍片的设备坏了。那位军医经过检查后，说没什么大问题，但还是建议转一家医院做检查。另一家医院的拍片结果出来后，还真是没有问题。

这个亲身经历，让我明白，身体的无论哪个部位骨折，一动就会痛。如果能活动，那就是没有骨折。

车主，是附近一家汽车修配厂的老板。我没事，他也就没事了。后来在一家小医院敷药打针，一段时间后，就恢复了。

石牌岭附近，是我在这个图形范围内的最后一段。我长大了，十八九岁了，开始为自己寻找归宿。我可能永远不能找到正式工作，但我可以嫁人，让自己留在这个城市。

和爱人第一次见面，时间和地点的约定，是通过书信。那地点，我约在了长春观。不知道是不是月珍姐姐在长春观当尼姑的原因，反正我把自己第一次约会的地址定在了长春观的门前。

那天，我在长春观门口见到他时，他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把着自行车。和我说话的十几二十分钟里，他一直没有站起来。

这个时候，弟弟长大了。爷爷还在生豆芽，可他的肩膀，再也难得承受一担豆芽的重量，更难得承受一担黄豆的重量。我决定把自行车送回老家，让弟弟骑着，帮爷爷驮豆芽，驮黄豆。

那个时候，只有汉口，才有回老家的班车。这自行车，从武昌到汉口这段，怎么去的，我没有记忆。自行车送回老家后，很是做了些体力活。这个时候，它的劣势显现出来了，做体力活，还是载重自行车好。因此，就总是听见弟弟说，哪天哪天去驮黄豆，失重了，自行车前轮朝天，他是怎样费力收拾局面。

只是无论如何想不到，今天的自行车得来这样容易。大街上随意停着，扫码即可以骑走。

人生中，化险为夷的事情，每个人都能说出几件。而我谈起这个话题，总不免会讲到这两件事情，它们在这个图形的两条竖线上，它们和自行车有关。

很多年里，我一直庆幸，如果撞到的是一位更老的人，那会怎样。如果那辆微型面包车从腿上经过，我的腿断了，成了一位身体残疾的人，那今天的我会怎样。我的那个撞法，我的那个倒法，其实是个性上的缺失导致的技术问题。那个个性的缺失，既是托尔斯泰说的执拗的难以回避的心理暗示，也是因为胆小。胆子小点，有时候是好事，小过了头，谨慎过了头，反而是坏事。

既然如此，也说明自己不适合骑自行车。驾驶汽车，就更不要想了。我觉得，不能害自己，也不能害别人。有人说，驾驶汽车，是熟练工种，傻瓜都会。你只要会开了，多开几次，就顺畅了。只有我自己知道，不是这么回事。否则，性格不同导致的差异在哪里呢？也就是说，在没有什么突发情况的时候，我或许可以驾驶。但是一旦突发情况来临，性格就会左右对情境的判断。性格不健全的人，会给出错误的判断，也就是有悖常理的判断，影响自己，也影响他人。

我离开那个图形后，打工这个词，才慢慢盛行。我后来生活的地方，不再成图形，而是一个点。

我一直在这个城市生活，偶尔，也会经过英子家所在的八坦路附近，经过红钢城慧慧家附近，经过蒙蒙家中科院附近，这些地方，变化飞一般的大。但在我的眼睛里，它们仍然是原来的样子。英子，慧慧，蒙蒙，也仍然是原来的样子。

那个时候，我觉得在那个图形里的生活不好，一心想要离开，一心想要有个家。我果真很快就有了一个家。若干年后的今天，我写这篇文字时，突然想到，那个图形里的生活，那六年的时光，才是人生最好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