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一次红色故居之行的失望与追问

今年国庆假期，笔者驱车前往广东梅州五华县梅林镇，探访无产阶级革命家古大存的故居。出发前，满心期待能在这座承载着红色记忆的院落里，触摸历史的温度、感受革命先辈的精神力量。然而，抵达后的景象却令人怅然：故居内，珍贵的革命文物蒙尘带锈，部分展品因潮湿环境长出发霉的菌斑；陈列布局杂乱无章，缺乏系统的叙事逻辑与生动的场景还原；整个院落空无一人值守，也无几人来参观。难道这就是国庆期间，我们后人对这位为新中国成立立下过巨大丰功的革命家的缅怀？

不仅故居如此，连故居所在的梅林镇，虽正在打造一座新型的“红色小镇”，沿街房屋已刷成醒目的红色，却因缺乏对开国元勋真正的景仰与文化内核的支撑，沦为徒有其表的“色彩工程”。这样的场景，并非梅州独有。笔者走访全国上万个红色景区后发现，在我国3万余个红色旅游经典景区中，能形成广泛社会反响、真正深入人心的不足100个；获评4A级以上景区的，更是不足200个。绝大多数红色资源仍深陷“重建设、轻管理”的泥潭，沦为“沉睡的遗产”。

70余年来，尤其是近10年，国家对红色资源的保护与开发投入持续加大，从政策扶持到资金倾斜，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景区标准化创建，一系列举措推动红色旅游成为传承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但为何投入与成效之间存在如此巨大的落差？为何多数红色景区的吸引力远不及当地的自然风光？为何体制内的管理模式难以激活红色资源的生命力，却又将社会民间的红色爱好者拒之门外？这些问题，不仅关乎红色资源的保护传承，更关乎红色基因能否真正融入民族血脉、红色精神能否真正激励当代人。

本文将从红色资源开发管理的现实困境切入，剖析“体制单管”模式的局限性，论证引入社会民间力量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最终提出“政府引导、民间参与、多元共治”的红色资源治理新路径，以期让红色资源真正“活”起来、“火”起来，成为凝聚民心、激励前行的精神动力。

一、红色资源开发管理的现实困境：繁荣表象下的深层隐忧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形成的宝贵精神财富，涵盖革命遗址、纪念场馆、文物史料、英雄事迹等多个维度。截至2023年底，全国已登记的革命文物达36万余件/套，不可移动革命文物近3万处，红色旅游景区数量更是突破3万个。从数据上看，我国红色资源的保护开发已形成“规模效应”，但深入调研后不难发现，这一“规模效应”背后，隐藏着诸多亟待破解的深层问题。

（一）“重建设轻管理”：投入与效益的严重失衡

近年来，各地对红色景区的建设热情高涨，动辄投入数千万元甚至数亿元用于场馆新建、道路修缮、景观改造。以某中部省份为例，2021-2023年，该省累计投入红色旅游建设资金超50亿元，新建、改扩建红色纪念馆23座，打造红色旅游线路48条。然而，建设完成后，多数景区却陷入“无人管、不会管、管不好”的窘境。

笔者在走访中发现，某革命老区投资8000万元建成的“红色文化园”，开园仅半年便因管理不善关闭；某红军长征纪念馆内，价值数十万元的多媒体展示设备因长期无人维护沦为“摆设”；某烈士故居内，革命先辈使用过的桌椅、农具等文物，因缺乏专业的恒温恒湿保护，木质构件已出现严重开裂。这些案例并非个例，据《中国红色旅游发展报告（2023）》显示，全国约68%的红色景区存在“重建设轻管理”问题，近40%的景区年均维护费用不足建设投入的5%。

这种“重建设轻管理”的倾向，本质上是“政绩思维”取代了“传承思维”。部分地方政府将红色景区建设视为“政治任务”与“形象工程”，注重建设过程中的“显性成果”——如场馆的宏伟程度、投资的规模大小、媒体的曝光频次，却忽视了建设后的“隐性效益”——如文物的保护状况、游客的体验感受、红色精神的传播效果。当建设任务完成、政绩指标达成后，后续的管理维护便被束之高阁，最终导致大量红色资源“建而不用、用而不善”，造成公共资源的严重浪费。

（二）“体制内闭环”：管理模式的单一与僵化

当前，我国红色景区的管理主体以政府部门及其下属的事业单位为主，如文旅局、退役军人事务局、纪念馆管理处等。这种“体制内闭环”的管理模式，虽能确保红色资源的“政治属性”不偏离，但也存在诸多局限性。

首先，管理队伍专业能力不足。多数红色景区的管理人员由体制内人员调任或招聘，缺乏文物保护、历史研究、旅游运营等专业背景。以某县级革命纪念馆为例，15名工作人员中，仅有2人具备历史相关专业学历，其余人员多为“政策性安置”，对革命历史的认知停留在“背诵史料”层面，无法为游客提供深度的讲解与解读。当游客询问革命事件的历史背景、英雄人物的精神内涵时，工作人员往往只能“照本宣科”，甚至答非所问，难以满足游客对红色文化的深度需求。

其次，运营机制缺乏灵活性。体制内的管理模式受行政流程、编制限制、经费审批等因素影响，运营效率低下。某红色景区负责人向笔者透露，景区若想举办一场临时的红色主题活动，需提前3个月向主管部门提交申请，经过“科室审核—局领导审批—财政拨款”等多个环节，待流程完成后，活动的最佳举办时机早已错过。此外，体制内的薪酬体系缺乏激励性，工作人员“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导致积极性与创造性严重不足，难以主动思考如何优化景区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最后，服务内容同质化严重。由于缺乏市场竞争与创新压力，多数红色景区的展示方式仍停留在“图片+文字+文物”的传统模式，互动体验项目匮乏。笔者走访的100个县级红色景区中，有85个采用“线性陈列”方式，将革命文物按时间顺序排列，缺乏场景化、故事化的呈现；仅有12个景区设置了VR体验、情景剧场等互动项目，但因技术陈旧、内容粗糙，游客参与度极低。这种“千馆一面”的展示方式，无法吸引年轻游客的注意力，导致红色景区的受众群体日益老龄化，难以实现红色基因的代际传承。

（三）“社会力量缺位”：民间热情与体制壁垒的矛盾

在红色资源的保护传承中，社会民间力量一直保持着高度的热情。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全国有近许许多多的名红色文化爱好者，自发从事革命历史研究、英雄事迹收集、红色文物征集等工作；有2000余个民间红色文化团体，定期组织红色主题宣讲、寻访革命旧址等活动。这些民间力量对红色精神有着深刻的认同与真挚的热爱，愿意投入时间、精力甚至资金，为红色资源的保护传承贡献力量。

然而，现行的管理体制却将这些民间力量拒之门外。一方面，红色资源的管理权高度集中在体制内，民间力量缺乏参与渠道。某民间红色收藏家拥有300余件珍贵的革命文物，希望将其捐赠给当地红色纪念馆展出，却因“文物鉴定流程复杂”“展出场地有限”等理由被拒绝；某红色文化团体计划在革命老区开展“红色研学”活动，需向多个部门申请审批，最终因“不符合当地旅游规划”而夭折。另一方面，部分地方政府对民间力量存在“不信任感”，认为民间力量参与红色资源管理会“偏离政治方向”“影响管理秩序”，甚至对民间红色活动采取“限制”“打压”的态度。

这种“体制壁垒”不仅挫伤了民间力量的积极性，也导致红色资源的保护传承失去了重要的支撑。事实上，民间力量在红色资源的挖掘、传播、活化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他们熟悉当地的历史脉络与民间故事，能挖掘出体制内难以发现的“小众红色资源”；他们贴近群众、了解市场需求，能设计出更具吸引力的红色文化产品；他们拥有灵活的运营机制与创新的思维模式，能为红色景区注入新的活力。将民间力量排除在红色资源管理之外，无异于“自断臂膀”，使红色资源的保护传承陷入“孤掌难鸣”的困境。

（四）“精神传播弱化”：红色资源的“符号化”与“形式化”

红色资源的核心价值在于其承载的红色精神，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等。然而，在当前的开发管理中，许多红色景区却陷入了“符号化”“形式化”的误区，将红色资源简化为“红色建筑”“红色标语”“红色雕塑”，忽视了红色精神的深度传播。

某“红色小镇”在建设过程中，将全镇的房屋外墙统一刷成红色，在街道两侧摆放革命英雄的雕像，悬挂“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标语，却未挖掘任何与当地相关的革命历史故事，也未开展任何红色主题活动。当游客走进小镇，看到的只是“红色的外壳”，感受不到任何红色精神的内涵，最终只能“拍照打卡”后匆匆离开。这种“重符号轻内涵”的开发方式，使红色资源沦为“网红打卡点”，失去了其作为精神载体的本质意义。

此外，红色精神的传播方式也过于“说教式”，缺乏感染力与吸引力。多数红色景区的讲解内容仍以“革命历史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为主，语言枯燥乏味，难以引发游客的情感共鸣；红色主题教育活动多以“开会、学习、听报告”的形式开展，参与者被动接受，缺乏主动思考与情感投入。某高校组织学生前往红色景区开展研学活动，结果超过60%的学生表示“感觉像在听历史课，没有感受到红色精神的力量”。这种“形式大于内容”的传播方式，不仅无法让红色精神深入人心，反而可能引发游客的“审美疲劳”与“抵触情绪”，不利于红色基因的传承。

二、困境背后的根源剖析：从“认知偏差”到“体制束缚”

红色资源开发管理陷入困境，并非偶然现象，而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认知层面到体制层面，从政策层面到执行层面，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相互交织，导致红色资源的保护传承难以突破瓶颈。

（一）认知偏差：对红色资源价值的片面理解

部分地方政府与管理人员对红色资源的价值存在片面理解，将其简单等同于“旅游资源”“经济资源”，忽视了其“精神资源”的核心属性。这种认知偏差，直接导致红色资源的开发管理偏离了正确方向。

一方面，过度追求“经济价值”，导致红色资源“商业化”“功利化”。部分地方将红色景区视为“摇钱树”，在景区内开设大量商铺，销售与红色文化无关的商品；将红色主题活动与商业推广捆绑，如“红色旅游+房地产”“红色研学+购物”等，使红色精神的传播沦为商业营销的“噱头”。某红色景区甚至推出“穿军装拍照收费”“革命旧址祈福许愿”等项目，严重亵渎了红色资源的严肃性与神圣性，引发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

另一方面，忽视“精神价值”，导致红色资源“空心化”。部分地方认为，只要将红色景区建设得“宏伟漂亮”，就能实现红色精神的传播；只要游客数量达标，就能证明红色资源的开发成效。这种认知忽视了红色精神传播的复杂性——红色精神并非通过“视觉冲击”就能传递，而是需要通过深度的历史解读、生动的故事讲述、情感的互动共鸣，才能让游客真正理解与认同。当红色资源的“精神内核”被忽视，其最终只能成为“没有灵魂的建筑”，无法发挥激励人、鼓舞人的作用。

（二）体制束缚：行政主导下的“路径依赖”

我国红色资源的管理体制，脱胎于计划经济时期的“行政主导”模式，这种模式在红色资源保护的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其局限性日益凸显，形成了难以突破的“路径依赖”。

首先，“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导致权责不清。红色资源的管理涉及文旅、文物、退役军人事务、宣传等多个部门，各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协调机制，往往各自为政、推诿扯皮。例如，某革命旧址的修缮由文物部门负责，景区运营由文旅部门负责，红色精神的宣传由宣传部门负责，当景区出现管理问题时，各部门相互推卸责任，难以形成治理合力。此外，部分红色资源跨行政区域分布，如红军长征路线涉及多个省份，由于缺乏跨区域的协调管理机制，导致各地区的红色景区各自为战，无法形成“联动效应”，影响了红色资源的整体开发效益。

其次，“行政考核”机制导向错位。当前，对地方政府红色资源开发管理的考核，多以“建设投入金额”“景区数量”“游客接待量”等量化指标为主，缺乏对“文物保护质量”“精神传播效果”“游客满意度”等质性指标的考核。这种考核机制，导致地方政府将工作重心放在“可量化”的建设环节，而忽视了“难量化”的管理与传播环节。例如，某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年度游客接待量”指标，通过免费发放门票、组织机关单位集体参观等方式“凑人数”，但游客的实际体验感受却无人关注，最终导致“数据好看，口碑糟糕”的局面。

最后，“编制与经费”的刚性约束限制了管理创新。红色景区的管理单位多为事业单位，人员编制与经费预算由政府统一核定，缺乏灵活性。随着红色旅游的发展，游客对景区服务的需求日益多元化，需要专业的人才（如文物修复师、历史研究员、旅游策划师）与充足的经费支持，但受编制限制，景区无法自主招聘专业人才；受经费预算限制，景区无法开展创新性的运营活动。这种“刚性约束”使红色景区的管理队伍长期处于“人员不足、专业不强、经费不够”的状态，难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只能维持“粗放式”的管理模式。

（三）政策缺陷：民间参与的“制度空白”

尽管国家层面多次提出“鼓励社会力量参与红色资源保护传承”，如《“十四五”文化发展规划》明确指出“引导社会力量参与革命文物保护利用”，但在具体的政策执行层面，仍存在诸多“制度空白”，导致民间力量参与红色资源管理缺乏有效的保障与引导。

首先，民间参与的“准入机制”不明确。目前，我国尚未出台统一的政策法规，明确社会民间力量参与红色资源管理的范围、方式、条件等。地方政府在面对民间力量的参与申请时，往往缺乏明确的政策依据，只能“凭经验”“看态度”进行审批，导致民间力量参与的门槛过高或过低。例如，某地方政府对民间红色文化团体的参与设置了“注册资本500万元以上”“有5年以上文化运营经验”等严苛条件，将大多数小型民间团体拒之门外；而某地方政府则对民间力量的参与“放任不管”，导致部分缺乏专业能力的民间团体参与红色资源管理，造成文物损坏、传播偏差等问题。

其次，民间参与的“权益保障机制”缺失。民间力量参与红色资源管理，需要投入时间、精力、资金等，但目前缺乏相应的权益保障机制，导致民间力量的合法权益难以得到保护。例如，民间收藏家将文物捐赠给红色景区后，无法获得合理的荣誉表彰或经济补偿；民间团体参与红色景区运营后，其劳动成果难以得到认可，甚至可能被体制内人员“摘桃子”。此外，由于缺乏风险分担机制，民间力量在参与红色资源管理过程中，若出现文物损坏、安全事故等问题，往往需要承担全部责任，这也让许多民间力量“望而却步”。

最后，民间参与的“监管机制”不完善。对民间力量参与红色资源管理的监管，目前仍处于“真空状态”。部分地方政府既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管体系，也没有制定明确的监管标准，导致民间力量在参与过程中可能出现“偏离政治方向”“过度商业化”“破坏文物”等问题。例如，某民间团体在运营红色景区时，擅自修改革命历史内容，传播错误的历史观；某民间企业在红色景区内开展商业活动，破坏了景区的严肃性。这些问题的出现，不仅损害了红色资源的价值，也影响了民间力量的整体形象，进一步加剧了体制内对民间力量的“不信任感”。

（四）执行偏差：基层治理能力的不足

政策的落地效果，最终取决于基层的执行能力。在红色资源的开发管理中，基层政府与景区管理机构的治理能力不足，是导致政策执行偏差、管理效果不佳的重要原因。

首先，基层管理人员的“政治素养”与“专业能力”不匹配。红色资源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要求管理人员具备较高的政治素养，能够准确把握红色精神的内涵与传播方向。然而，部分基层管理人员对红色精神的理解存在偏差，甚至出现“历史虚无主义”的倾向，在讲解革命历史、传播红色精神时出现错误表述。同时，基层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也难以满足红色资源管理的需求，如不会使用专业的文物保护设备、不会设计红色文化产品、不会运用新媒体进行宣传推广等，导致红色资源的管理始终处于“低水平”状态。

其次，基层政府的“创新意识”不足。面对红色资源开发管理中的新问题、新需求，部分基层政府缺乏创新意识，习惯于“按部就班”“照抄照搬”，无法结合当地实际情况制定有效的解决方案。例如，看到其他地区通过“红色+研学”模式取得成效，便盲目跟风开展研学活动，却不考虑当地的红色资源特色与市场需求，最终导致活动无人问津；看到其他地区建设“红色小镇”，便照搬其建设模式，却忽视了当地的历史文化背景，导致“红色小镇”沦为“四不像”。

最后，基层政府与群众的“互动意识”薄弱。红色资源的保护传承，本质上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过程，需要充分倾听群众的意见与需求。然而，部分基层政府在红色资源的开发管理中，习惯于“自上而下”的决策模式，缺乏与群众的沟通互动。在景区建设规划阶段，不征求当地居民与红色文化爱好者的意见；在运营管理阶段，不收集游客的反馈建议；在精神传播阶段，不了解群众对红色文化的接受偏好。这种“闭门造车”的决策模式，导致红色资源的开发管理与群众需求严重脱节，最终陷入“政府投入大量资源，群众却不买账”的尴尬局面。

三、破局之道：构建“政府引导、民间参与、多元共治”的红色资源治理新体系

破解红色资源开发管理的困境，关键在于打破“体制内闭环”，将社会民间力量从“旁观者”转变为“参与者”“建设者”，构建“政府引导、民间参与、多元共治”的治理新体系。这一体系并非削弱政府的主导作用，而是通过政府与民间力量的协同合作，实现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的“1+1>2”效应。

（一）政府引导：明确角色定位，从“管理者”转向“服务者”

在新的治理体系中，政府的核心角色是“引导者”与“服务者”，而非“唯一的管理者”。政府需转变职能，将工作重心从“建设投入”转向“制度构建、政策支持、监管保障”，为民间力量参与红色资源管理创造良好的环境。

1. 完善政策法规，搭建民间参与的“制度框架”

国家层面应加快出台《红色资源保护利用条例》，明确社会民间力量参与红色资源管理的范围、方式、权利与义务，消除民间参与的“制度空白”。地方政府需结合本地实际，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如《民间力量参与红色景区管理办法》《红色文物捐赠与展示管理办法》等，让民间参与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例如，可明确民间力量可参与红色景区的运营管理、红色文化产品的开发、红色精神的宣传推广等工作；可规定民间收藏家捐赠文物后，可获得景区冠名权、荣誉证书、文物展示署名权等权益，激发民间力量的参与积极性。

2. 优化资源配置，提供民间参与的“政策支持”

政府需通过资金、人才、技术等方面的支持，降低民间力量参与红色资源管理的门槛。在资金支持方面，可设立“红色资源民间参与专项基金”，对符合条件的民间红色文化项目给予补贴；可推行“政府购买服务”模式，将红色景区的讲解服务、活动策划、文创开发等工作外包给民间专业机构。在人才支持方面，可组织体制内的文物专家、历史学者为民间力量提供培训指导；可搭建“红色人才交流平台”，促进体制内专业人才与民间红色文化爱好者的交流合作。在技术支持方面，可向民间力量开放政府掌握的红色历史资料、文物修复技术等资源，帮助民间力量提升专业能力。

3. 强化监管保障，筑牢民间参与的“安全防线”

政府需建立健全民间参与红色资源管理的监管体系，确保红色资源的“政治属性”不偏离、“精神价值”不弱化。可成立由文旅、文物、宣传等部门组成的“红色资源监管委员会”，对民间力量参与的项目进行全程监管；可制定《红色资源管理服务标准》，明确民间力量在文物保护、历史传播、活动组织等方面的标准要求；可建立“黑名单”制度，对损害红色资源、传播错误历史观的民间力量，取消其参与资格并依法追究责任。同时，政府需畅通监督渠道，鼓励群众对民间力量的参与行为进行监督，形成“政府监管+群众监督”的双重保障机制。

（二）民间参与：激活社会活力，从“旁观者”转向“建设者”

社会民间力量是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的“活水之源”。需充分发挥民间力量的优势，鼓励其在红色资源的挖掘、活化、传播等方面发挥作用，让红色资源真正“贴近群众、融入生活”。

1. 挖掘红色资源“小众价值”，填补体制内空白

民间力量熟悉当地的历史脉络与民间故事，能够挖掘出体制内难以发现的“小众红色资源”。例如，民间红色文化爱好者可通过走访革命老兵、收集口述历史、整理民间档案等方式，挖掘出革命时期的“无名英雄事迹”“地方革命斗争故事”等；民间考古爱好者可参与革命遗址的调查勘探，发现未被登记的革命旧址、烈士墓葬等。这些“小众红色资源”虽规模不大、知名度不高，却蕴含着丰富的红色精神内涵，能够丰富红色资源的内容体系。政府可鼓励民间力量将挖掘到的“小众红色资源”整理成册，纳入当地红色资源数据库，并支持其在社区、学校、乡村开展“小众红色故事”宣讲活动，让红色记忆更加鲜活。

2. 创新红色文化“传播形式”，贴近群众需求

民间力量贴近市场、了解群众需求，能够设计出更具吸引力的红色文化传播形式。例如，民间文创团队可开发以红色历史为主题的文创产品，如革命英雄形象的玩偶、红色故事的绘本、革命旧址的拼图等，让红色文化融入日常生活；民间新媒体团队可制作红色主题的短视频、纪录片、 podcasts 等，通过抖音、B站、喜马拉雅等平台传播，吸引年轻群体的关注；民间戏剧团体可编排红色主题的话剧、小品、情景剧等，在社区广场、乡村戏台进行演出，让群众在娱乐中感受红色精神。政府可对这些创新传播项目给予资金与政策支持，帮助其扩大影响力，实现红色精神的“破圈”传播。

3. 参与红色景区“运营管理”，提升服务质量

民间力量具有灵活的运营机制与创新的思维模式，能够为红色景区注入新的活力。例如，民间旅游运营机构可参与红色景区的门票管理、游客服务、活动策划等工作，通过引入市场化的运营手段，提升景区的服务效率与游客体验；民间文物修复团队可参与红色文物的日常维护与修复工作，弥补体制内文物修复力量的不足；民间志愿者团队可担任红色景区的讲解员、引导员、保洁员等，为游客提供贴心服务。政府可通过“公开招标”“合作共建”等方式，选择具备专业能力的民间力量参与红色景区运营管理，并建立“绩效考核”机制，根据景区的游客满意度、文物保护状况等指标，对民间力量的工作进行评价与奖惩。

（三）多元共治：构建协同机制，从“单打独斗”转向“合作共赢”

红色资源的保护传承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民间力量、企业、高校、媒体等多方主体协同合作，形成“多元共治”的格局。

1. 建立“红色资源共治联盟”，凝聚治理合力

由政府牵头，联合民间红色文化团体、红色旅游企业、高校历史学院、主流媒体等，成立“红色资源共治联盟”。联盟的主要职责包括：共同制定红色资源保护利用规划、协调解决红色资源管理中的重大问题、组织开展红色文化交流活动、推广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的先进经验等。例如，联盟可组织政府部门、民间团体、高校学者共同开展“红色资源普查”工作，全面掌握当地红色资源的数量、分布、保存状况等信息；可联合红色旅游企业与民间文创团队，开发“红色旅游+文创”“红色研学+体验”等融合产品，提升红色资源的经济与社会价值。

2. 推动“政产学研用”融合，提升治理能力

高校与科研机构拥有丰富的学术资源与专业人才，能够为红色资源的保护传承提供理论支撑与技术支持。政府可推动高校历史学院、文物保护专业与红色景区、民间红色文化团体建立合作关系，开展“政产学研用”融合项目。例如，高校可与红色景区合作设立“红色文化研究基地”，开展革命历史研究、红色精神阐释等工作；可与民间文物修复团队合作，研发新型的文物保护技术与材料；可与民间新媒体团队合作，开展红色文化传播效果的调研与分析，为传播策略的优化提供建议。通过“政产学研用”融合，实现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相互促进。

3. 加强“媒体协同传播”，营造良好氛围

主流媒体与新媒体平台是红色精神传播的重要载体。政府可联合主流媒体（如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新媒体平台（如抖音、微信、微博），构建“红色文化传播矩阵”，形成传播合力。例如，主流媒体可推出系列报道，宣传民间力量参与红色资源保护传承的先进事迹，展示“多元共治”的成效；新媒体平台可发起“红色故事分享”“红色旧址打卡”等话题活动，鼓励群众参与互动，扩大红色文化的传播范围。同时，媒体需加强对红色文化传播内容的审核，杜绝“娱乐化”“商业化”解读红色历史的行为，确保红色精神的传播方向正确、内容真实。

四、实践案例：从“困境”到“破局”的地方探索

近年来，部分地方已开始尝试引入民间力量参与红色资源管理，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这些案例为构建“政府引导、民间参与、多元共治”的治理新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实践经验。

（一）案例一：浙江丽水“红色契约”模式——民间力量参与红色景区运营的创新实践

浙江省丽水市是革命老区，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但长期以来受“体制内闭环”管理模式的影响，红色景区的运营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不高。2021年，丽水市文旅局创新推出“红色契约”模式，通过与民间红色文化团体、旅游企业签订“契约”，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引入民间力量参与红色景区的运营管理。

具体做法包括：一是“契约明确权责”。政府与民间力量签订的“红色契约”中，明确政府负责红色景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文物保护监管、政策支持等工作；民间力量负责景区的游客服务、活动策划、文创开发等工作，并承诺严格遵守红色资源管理的相关规定，不从事损害红色资源的行为。二是“绩效挂钩奖惩”。政府根据“红色契约”设定绩效考核指标，如游客满意度、文创产品销售额、红色主题活动参与人数等，每季度对民间力量的工作进行考核，考核优秀的给予资金奖励与政策倾斜，考核不合格的则终止“契约”。三是“群众参与监督”。政府在红色景区设立“意见箱”，并开通线上监督平台，鼓励游客对民间力量的服务质量进行评价与监督，监督结果纳入绩效考核。

“红色契约”模式实施以来，丽水市红色景区的运营管理水平显著提升。以松阳县安岱后红色景区为例，在民间旅游企业的运营下，景区新增了“红军餐体验”“革命情景剧演出”“红色研学课程”等项目，游客接待量同比增长120%，游客满意度达到95%以上；民间红色文化团体开发的“红军草鞋”“革命主题笔记本”等文创产品，不仅实现了经济效益，还成为传播红色精神的重要载体。此外，“红色契约”模式还吸引了近200名民间红色文化爱好者加入景区志愿者队伍，为游客提供讲解、引导等服务，进一步丰富了景区的服务内容。

（二）案例二：湖南浏阳“红色文化众筹”模式——民间资本参与红色资源保护的有益尝试

湖南省浏阳市是秋收起义的策源地，拥有大量的革命旧址与文物，但由于地方财政有限，部分红色资源的保护工作难以推进。2022年，浏阳市创新推出“红色文化众筹”模式，通过线上众筹平台，向社会公众募集资金，用于红色资源的保护与活化利用。

具体做法包括：一是“项目公开透明”。浏阳市文旅局在众筹平台上发布红色资源保护项目的详细信息，包括项目名称、保护内容、资金需求、预期成效等，并定期公布资金的使用情况与项目进展，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例如，“秋收起义旧址修缮项目”在众筹平台上发布后，详细介绍了旧址的历史背景、当前损坏状况、修缮方案及所需资金，吸引了大量社会公众的关注。二是“权益回馈激励”。为鼓励公众参与众筹，浏阳市设置了多样化的权益回馈机制，如捐赠100元可获得“红色文化纪念徽章”，捐赠500元可获得“红色研学体验券”，捐赠1000元可获得“红色文化终身会员资格”（享受红色景区免费参观、红色主题活动优先参与等权益）。

三是“多方协同推进”。浏阳市成立“红色文化众筹工作小组”，由政府部门、民间红色文化团体、众筹平台共同组成，负责众筹项目的策划、推广、实施与监管。民间红色文化团体负责挖掘众筹项目的红色文化内涵，撰写宣传文案；众筹平台负责提供技术支持与资金管理服务；政府部门负责项目的审核与监管，确保资金使用合规、项目顺利推进。

“红色文化众筹”模式实施以来，浏阳市共募集红色资源保护资金超2亿元，完成了秋收起义旧址、红军标语墙、革命烈士墓葬等12处红色资源的修缮工作。同时，众筹模式还激发了社会公众对红色资源的关注与参与热情，近10万名公众通过众筹平台了解红色资源保护项目，其中有2万余人参与捐赠，形成了“全民参与红色资源保护”的良好氛围。此外，浏阳市还利用众筹资金开展了“红色文化进社区”“红色故事进校园”等活动，进一步扩大了红色精神的传播范围。

（三）案例三：陕西延安“红色文化创客空间”模式——民间创新力量激活红色资源的生动实践

陕西省延安市是中国革命的圣地，红色资源丰富，但红色文化产品的创新性不足，难以吸引年轻群体的关注。2023年，延安市文旅局联合高校、民间文创团队，打造“红色文化创客空间”，为民间创新力量提供平台，鼓励其开发具有创新性、年轻化的红色文化产品。

具体做法包括：一是“提供免费孵化服务”。“红色文化创客空间”为民间文创团队提供免费的办公场地、设备设施、技术指导等孵化服务，并邀请高校文创专业教师、资深文创设计师担任导师，为团队提供产品设计、市场推广等方面的指导。例如，某民间文创团队在“创客空间”的支持下，开发出以延安革命历史为主题的“红色盲盒”（内含革命英雄形象的手办、红色故事卡片等），导师团队对盲盒的设计风格、内容选取、包装形式等进行了多次优化，使其更符合年轻群体的审美需求

二是“搭建成果转化平台”。“红色文化创客空间”与延安红色景区、文创商店、线上电商平台建立合作关系，为民间文创团队的产品提供展示与销售渠道。例如，“红色盲盒”“延安精神主题文创笔记本”等产品，不仅在延安各大红色景区的文创商店销售，还通过淘宝、京东等线上平台推向全国，上线首月销售额便突破100万元。三是“举办创新设计大赛”。“红色文化创客空间”每年举办“延安红色文化创新设计大赛”，面向全国征集红色文创产品设计方案、红色新媒体作品（短视频、动漫等），对优秀作品给予资金奖励，并支持其进行成果转化。2023年的大赛共收到来自全国的参赛作品2000余件，其中有50件优秀作品成功实现转化，进一步丰富了延安红色文化产品的种类。

“红色文化创客空间”模式实施以来，已孵化民间文创团队30余个，开发红色文化产品100余种，吸引了大量年轻群体关注延安红色文化。据统计，2023年延安红色景区的年轻游客（18-35岁）占比同比增长35%，红色文化产品的销售额同比增长80%。这一模式不仅激活了民间创新力量，还为延安红色资源的活化利用提供了新的思路，实现了红色精神传播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五、结语：让红色资源在“共治”中真正“润民心”

红色资源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是凝聚民心、激励前行的强大力量。当前，红色资源开发管理面临的“重建设轻管理”“体制内闭环”“社会力量缺位”等困境，本质上是治理模式与时代需求不匹配的结果。破解这些困境，不能仅靠政府“单打独斗”，而需构建“政府引导、民间参与、多元共治”的治理新体系，让政府的“主导力”与民间的“活力”相互融合，让红色资源从“沉睡的遗产”转变为“活态的精神载体”。

在这一体系中，政府需放下“全能管理者”的身段，转变为“制度构建者”“政策支持者”“监管保障者”，为民间力量参与红色资源管理创造良好的环境；民间力量需从“被动观望”转向“主动参与”，充分发挥自身在资源挖掘、传播创新、运营管理等方面的优势，为红色资源注入新的活力；政府、民间力量、企业、高校、媒体等多方主体需加强协同合作，形成“共治合力”，共同推动红色资源的保护传承。

当红色资源的开发管理不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是“全民的大合唱”；当红色精神的传播不再是“说教式的灌输”，而是“沉浸式的体验”；当红色文化不再是“远离生活的符号”，而是“融入日常的元素”，红色资源才能真正深入民心，让老百姓从“不感兴趣”到“主动参与”，从“被动接受”到“自觉传承”。唯有如此，红色基因才能真正融入民族血脉，红色精神才能真正成为激励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奋勇前进的强大动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不竭的精神源泉。

【作者】

谷新光：湖南岳阳人，红色文化学者、作家、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