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李白，曾说“诺奖像毒药”，他获奖

排行榜 2025年10月11日 20:01 1 admin

这种“痛苦”终于降临在了这位大师头上。

2009年，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来到中国，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谈到对诺贝尔奖的看法：“不仅是诺贝尔奖，我认为几乎所有的奖都是艺术最危险的敌人，就像毒药一样。”

匈牙利作家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他认识一些诺奖得主，比如匈牙利的另一位文学奖得主凯尔泰斯·伊姆雷，2009年文学奖得主赫塔·米勒，还有更早的日本得主大江健三郎，而他们无一例外，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感到非常痛苦”。拉斯洛认为，这个世界瞩目的奖项会给其得主引来穷追不舍的外界关注，并且巨大的成就将会造成作家巨大的压力，这样一来，他们就很难写出好的作品了。

2025年，拉斯洛被这个奖项瞄准了，颁奖词这样评价了他的创作：“在末日恐怖之中，重新申明艺术的力量。”

我们暂时未能知晓，得知自己被授予这个奖项的时候，担忧与欣喜是以怎样的比例支配着这位作家的情绪。但正如过去每一个引起轰动的奖项选择，这个世界不免自私地通过对一个作家的重新发现，来提醒我们再次注目已经散失、被遮蔽的价值和信念。这位获奖者过去曾经声称：“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人们选择忘记过去的一切。”

他和他的写作在提醒我们，我们失去了什么，手中还有什么。

最后一艘船

“十月末的一个清晨，就在冷酷无情的漫长秋雨在村子西边干涸龟裂的盐碱地上落下第一粒雨滴前不久，从那之后直到第一次霜冻，臭气熏天的泥沙海洋使逶迤的小径变得无法行走，城市也变得无法靠近。弗塔基被一阵钟声惊醒。”

7个半小时的《撒旦探戈》，多年来，常常被文艺青年视为一种检验观影趣味和鉴赏能力的门槛。其导演贝拉·塔尔（Tarr Béla），作为现代电影的精神标杆，被无数影迷和青年创作者奉为偶像。本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与贝拉有相当深刻的渊源，他们是同一代知识分子，对世界的现状、欧洲的历史有相似的哲学眼光，在美学取向上，他们也在两种艺术门类之间寻找到了美妙的相似——拉斯洛绵密的长句与贝拉漫长的镜头，这成为他们持续二十几年的合作的基础。

《撒旦探戈》被视为一种检验文艺青年观影趣味和鉴赏能力的门槛 /《撒旦探戈》剧照

作为匈牙利当代最富国际性盛名的电影导演，不出意外地，贝拉·塔尔选择在本土为其影像创作寻找文学支撑，1985年，他选中了拉斯洛发表的长篇首作《撒旦探戈》。

这部小说讲述一个江湖骗子如何成为一个村庄的救世主，这个癫狂荒诞的故事，显示了作家对世界的根本看法：我们总是在绝望中前行，在一切希望与绝望、喜剧与悲剧、乐观与悲观、高尚与卑劣之间，人类就像踏着魔鬼的探戈舞步，无法挣脱，正如卡夫卡所说，“人们在这条路上越走越高兴，直到在光线明亮的一瞬间才发现，根本没有向前走，而只是在他自己的迷宫中来回乱跑，只是比平时跑得更加激动，更加迷乱而已”。

拉斯洛开始创作的年代，后现代文学的潮流正在猛烈冲击这个转向西方的苏东国家。然而现在的评论者和拉斯洛本人都会认为，尽管他的作品并不古典，但也不是完全的后现代主义创作。他的小说有宏大复杂交叉的情节，但是与此同时，他并不关注“故事”，那种完全线性或者情节化的东西，他关注的是“境况”。被称为“匈牙利文学的中国声音”的翻译家、同时也是拉斯洛的好友的余泽民，这样总结拉斯洛两部重要的小说：“如果说《撒旦探戈》写的是人们‘从一个陷阱到另一个陷阱’，那么《反抗的忧郁》讲述的则是‘从一次毁灭到另一次毁灭’，它们都是表现人类困境的文学变奏。”

《反抗的忧郁》/ 图源：广州日报

后者于新世纪初，被贝拉拍成了电影《鲸鱼马戏团》。它讲述一个马戏团进入小镇之后引起了当地的暴动，这部电影中的一个著名情节是狂暴的青年攻打养老院。

无序而绝望的世界，某种程度上折射了拉斯洛和贝拉对民族历史的感知，这种感受被80年代成长起来的东欧知识分子共享。

2007年，贝拉·塔尔的新电影《来自伦敦的男人》在欧洲受到相当多的批评，导演沮丧到极点，睡醒就想打人，几乎想要自杀，这时候拉斯洛来问贝拉：“那匹马怎么样了？”

贝拉·塔尔的电影《来自伦敦的男人》/《来自伦敦的男人》剧照

两位朋友经常谈论这个与尼采有关的故事：1889年1月3日，都灵的卡罗阿尔伯托广场上，尼采看到一个马夫用鞭子狠狠抽着一匹不愿走的马，他走上前去抱住马哭了起来，不久之后，这位哲学家患上严重的精神疾病。

这个似是而非的故事，被埋进了2011年贝拉的封影之作《都灵之马》中，贝拉和拉斯洛共同编剧，他们把情节转移到了大约19世纪的大匈牙利平原，一匹老马、一个老人和他的女儿，在风暴肆虐的草屋里，艰辛而单调地生活着，纯粹而简单，却如同末日。贝拉和拉斯洛探讨了人类存在的沉重感，日复一日的机械循环，恰恰揭示了这个世界的病态。

拉斯洛曾不无傲气地说，如果没有自己，贝拉·塔尔拍不出那样的电影。但他也举过一个“船”的比喻：电影就像大海上的一艘船，只能有一个船长。他非常重视他与贝拉·塔尔合作的电影，他认可它是电影这门艺术的“最后一艘船”。从这个角度而言，他确实成就了贝拉·塔尔“最后一位电影大师”的名声。

魔鬼的舞步

拉斯洛的小说有相当容易辨别的外观：他不加停顿和分段的长句，像《撒旦探戈》里那多雨的天气一样，潮湿绵长，紧迫地压向读者。

在《撒旦探戈》中文版的译者序里，余泽民说自己翻译这本书几乎到抑郁的程度。“一个个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式的复杂长句接力，缠绞，确如火山爆发时殷红的熔岩顺着地势缓慢地流淌，流过哪里，哪里就是死亡。”

《撒旦探戈》是拉斯洛的长篇首作。他本人承认这个说法：此后他的作品，《反抗的忧郁》《战争与战争》《温克海姆男爵归来》，都是《撒旦探戈》的续写。

拉斯洛的长篇首作是《撒旦探戈》，其他作品都为《撒旦探戈》的续写

拉斯洛是卡夫卡的信徒。他曾说，如果没有卡夫卡，他不会想到去写作。卡夫卡提出过“纯粹的作家”的说法，即一个人写作不应为谋生，而应该为了纯粹的文学追求。拉斯洛正是这一文学理想的践行者。余泽民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文学演员”，时刻都在扮演一个绝无仅有的洞察者角色，就像《撒旦探戈》里那个终日在房间里记录世事的医生。

这种追求锻造了他的风格。作家对长句的选择，与其对人类思维的感知相关，他认为这是一种严肃的形式，当一个人有着强烈的想要说服别人的愿望的时候，他会尽可能地让自己的语言变得严密。

那么，这位作家，想用连绵不绝的长句说服我们什么呢？

这位当代作家在《撒旦探戈》的扉页抄写了《城堡》里的一句话：“那样的话，我不如用等待来错过它。”小说本身的开头也有卡夫卡的色彩，弗塔基被一阵钟声惊醒，而这个村庄已经很久没有钟了。他想：“难道没有一个人醒着？没有人听到？难道除了我，谁都没有听见吗？”这不难令人想起卡夫卡的《审判》里，临死前的K看到了一双伸出来的手，卡夫卡提出了他对人类的疑问：“他是谁？是一个朋友？一个好人？一个同情者？一个想帮助他的人？他只是孤零零的一个人？还是整个人类？现在帮忙还来得及吗？”

卡夫卡

人的无援，这是19世纪现代文学的重要主题。拉斯洛就是一个在本世纪接续了19世纪文学传统的作家，这成就了他的文学风格，也造就了紧紧跟随他的贝拉·塔尔的影像。国内有电影学者曾借用戈达尔的那句电影名言来这样褒奖贝拉·塔尔：“严肃电影始于《圣女贞德蒙难记》，终于《撒旦探戈》。”而在口味挑剔的苏珊·桑塔格看来，拉斯洛是当代仅有的，与果戈理和梅尔维尔比肩的文学大师。

“在这部小说里，骗子是最有生命力和感染力的人，所有渴望活下去的人都麻木、猥琐、愚蠢，如跑转轮的老鼠。”拉斯洛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个世界的失落，并且选择直面并捕捉那种并不令人愉快的感受：我们与周围的人隔阂，对历史无知，对未来迷茫。“魔鬼”的存在是毋庸置疑的，正如绝望是唯一可信的答案，人类的一切努力都像与魔鬼的游戏，只是舞台上，无意义的喧哗与骚动——对照这个来自莎士比亚的比喻，拉斯洛在《温克海姆男爵返乡》里提供了一个属于他的版本，“世界只不过是一场由事件构成的癫狂”。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和《温克海姆男爵返乡》的译者余泽民 / 图源：译林出版社

法国哲学家雅克·朗西埃总结了在美学上与其原著高度同一的电影《撒旦探戈》：“承诺的无效，线性的希望被打破，剩下的是回环往复的时间和人性的永恒泥沼。”

拉斯洛和他的小说是匈牙利历史的结晶，冷冷地折射着20世纪末期的中欧东欧。

时间流逝了？

很多中国读者对拉斯洛拗口的全名并不熟悉，但是在匈牙利文学翻译家余泽民看来，“我们早就应该熟悉他了”。

1954年，作家出生在匈牙利西南部的边境城市久洛市。他从小爱好音乐，23岁就在文学杂志发表了作品。年轻的时候，他受到青春理想的诱惑，“下乡”去穷乡僻壤的图书馆做管理员。他在这里教一群孩子读书，不久后，一场火将图书馆烧成灰烬，失业的管理员于是开始写作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我们不难发现，在喜欢孩子的图书管理员和声称人类毫无希望的大师这两种身份之间，拉斯洛身上有一种温情与残忍交织的奇特魅力。

1991年，拉斯洛从乌兰巴托坐火车到了北京，从此与中国结缘，他写了一本书《乌兰巴托的夜》来记录这次游历，随后开始到处搜集与中国有关的书，记录与中国有关的消息，吃中餐，听京剧。2008年，基于中国带给他的灵感，他写了名为《西王母下凡》的小说。

乌兰巴托坐到北京的火车

1998年，因为对李白的狂热喜爱，拉斯洛规划了重走李白中国行的路线，在余泽民的陪同下来到中国，顺着李白的游览足迹遍访名山大川，并在这位大诗人踏足过的城市不厌其烦地采访现代百姓：你对李白了解多少？在这位欧洲作家的眼里，李白是中国古代一位真正具有现代性的诗人，他的《赠汪伦》“比兰波的情诗还要动人”。而令作家感到无比动人的是，在中国，即便是最底层的人，也能背诵几句李白的诗歌。

拉斯洛还有一个好玩的中国名字。拉斯洛的姓氏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在匈语中的意思是“美丽的山丘”，这个家姓原是一个地名，在现斯洛伐克境内，是一座始建于13世纪的城堡。克拉斯诺霍尔卡伊城堡曾是匈牙利大贵族安德拉什伯爵家族的领地，2013年被一场“由两个男孩抽烟引发的大火”烧毁。

于是，一位他所相识的匈牙利汉学家给他起了“好丘”这个名字，“好”这个字有美好和喜好的意思，而“丘”可以是山丘，也可以是孔丘。这个名字可以解释为“美丽的山丘”，也可以是“喜欢孔夫子”。

7月8日，拉斯洛出席在意大利罗马帕拉蒂诺体育场举行的“文学”国际节

拉斯洛一本正经地喜欢这个名字。

说这个趣事，是想告诉读者诸君，拉斯洛是一个很多面的人。他的作品总体而言冷峻严酷，但是据他的中国好友余泽民描述，作家与人交谈时常常带着阳光的、“裘德洛式的”微笑，他充满活力，非常温柔，善解人意，无疑是一个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他喜欢iPhone，他小说里的世界也步入了一个有手机的时代，他拥抱西方文学，曾经住在他的文学偶像兼好友艾伦·金斯堡的公寓里完成他自己的小说《战争与战争》，但他也批评剧变后的世界。

1987年，拉斯洛离开匈牙利到了德国，在柏林，他住在另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匈牙利作家凯尔泰斯·伊姆雷的隔壁。1989年，柏林墙被推倒的时候，拉斯洛并不像他的同胞那样欢欣，他以一种不无促狭的怀疑看待历史的重要变化：人人都在期盼一个新世界的来临，可是你们竟然会相信这个？

克拉斯诺霍尔卡伊·拉斯洛

“人没有变化。”他不相信旧的人能建起一个新的匈牙利。人们对新世界毫无芥蒂的拥抱让他感到疑惑：你们竟然忘了排队在街上买限量供应的香蕉的日子了吗？

一个物质更为丰富、市场更为自由的国家确实被建立起来之后，拉斯洛开始批判它的“初级和乏味”，对金钱的追赶破坏了人们对世界的幻想——这是拉斯洛最看重的东西。

他用相同的视角看待他钟爱的中国，可能他要比很多中国人更留恋那个存在于唐诗宋词里的古代世界。2002年，中国正在迎来令世界瞠目结舌的经济腾飞，但是在拉斯洛的视角当中，他“无法忍受人们投入如此多的力量，以如此难以置信的速度，都仅仅是为了追逐钱”。

历史和生活都在共享魔鬼的循环，时间流逝了，又好像没有流逝。拉斯洛忠实地传达了这个感觉，并且我们在观看贝拉·塔尔的电影、阅读作家的小说过程当中，会不断重复这种体会。2025年，在一个分裂和极化更为显著、所有变化都在加速的世界里，诺贝尔文学奖选择了拉斯洛，这样一个从过去的世界走来，并写作过去那个世界的作家，是某种承认：我们仍然需要诚实和严肃的文学。

正如拉斯洛在《反抗的忧郁》扉页写下的那短小的一句话：“过去，但并未消逝。”

作者 | 戈色

编辑 | 阿树

值班主编 | 吴擎

排版 | 诺言